新式学堂的课表与后世是不大一样的。

后世的第一、二堂课往往都是语文、英语或是历史这类的文科，数理化之类的要往后头排排，靠近中午，理由也很容易解释：早上人的记忆力好，方便记忆。

在这新式学堂倒是反了过来，反而是理科最先上，第一、第二堂课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数理化，理由是早上的精神头好，逻辑思维强。

除了数理化，余下的课程最多的是英文，往后便是诸如音乐、体育之类的小科目课程，而国文的课程量竟沦落到与这些小科目相提并论的地步。

若非是自上世纪中叶，西洋人便运用大炮轰开国门，乃至短短数十年，连东方的弹丸岛国都能欺压在国人头上，此举必然激起人们的愤怒，高呼着此乃判经离道。

新派中国文的科目排的少是很正常的，毕竟这时代的国人几乎是陷入了极端的自卑中。

各种各样的条约，赔款、割地。通商，并非只是加重了百姓身上的负担，对其在心理上的打击也是极为沉重的。

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否定起过去的一切。

可这种话总是不能说出口的，直到……

闻名遐迩的鲁迅先生，在1925年的《青年必读书》中说出了足以令人感到沮丧的发言：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这句话赞同的人不少，反对的人更多，但倘若是换一个名不见经的人来说，怕是要被齐声反对，进而扣上一顶狗汉奸的帽子了。

在批评谩骂声中，鲁迅在后一年，《写在〈坟〉后面》一文中又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