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眼光高于历代，想要做成的伟业也非历代可比。若要强行比喻，或许千年以前的周朝，与大明最为相似，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采用了“分封制”，意图通过分封的方法，开辟疆土，将华夏的疆域再进一步的扩大。

但西周与大明不同，西周有完善的“周礼”约束四方诸侯。虽然春秋之时礼崩乐坏，周礼对诸侯的约束力日益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周礼在初期，确实对四方诸侯形成了强有力的约束。

即便是到了春秋战国以后，因为周礼在先期打下的基础，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即便是多么强大，依然不敢明目张胆的取周天子之名而代之，而是让周朝继续苟延残喘的数百年之久……

周朝的存续过程中，周礼的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大明却没有相对应的“周礼”，虽然说朱肃与宋濂、刘伯温等人推行新学已初有成效，新学的理论基础，很大一部分也来自于《周礼》。但毕竟，新学仍算是儒家的学问，影响力与约束力也大都体现在文人的层面，对武将的影响力，可谓是微乎其微。

大明，急需要一个如周礼一般，既是全社会的道德准则，同时也是对四方诸侯的法度约束的存在。

朱标对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因而面对老朱的提问，他拱手道：“父皇，儿臣自是还有后着。”

“儿臣欲奏请父皇，改我大明军功计功之方式，将‘卫国保民’，纳入我大明的军功计量之准则。”

“往后，举凡卫国保民者，亦如战阵杀敌，斩首破阵一般，需记功策勋。如遇水灾、震灾等，将士有参与抗洪搜救者，一应记功。”

“征战时，若有残民害民之举，即便战功赫赫，亦不予计功。不能只在名声、道德上做文章，应在军法上一齐发力，两相配合，将我大明打造成真正的仁义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