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

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

在此之前，曾有三次全体学术界的大讨论。

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法，遍注群经。

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之议，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义》，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并未达到学术统一的目的。

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监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纷给无所取正”，答案不能同意，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

这就尴尬了。

而随着本朝科举考试兴起，众多儒门学子得到了晋升机会，偏偏由于儒家经学的答案不统一，给经学考试带来极大的难度，因此房俊在领导科举考试改革之时，便大量删减经学的考题，反而增添了大量有关国学和算学的试题。若是经学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岂有沦落至如此境地？

嗯，不管房俊的本意是打压经学还是什么，反正儒家子弟就是这么想的……

作为儒学领袖，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的初衷，便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