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听的一头雾水，正要询问，田良耜却是神色凝重，挥手制止。

杨廷鉴眼里，猛然爆出精芒，又道：“你能说到这一点，可见对心学下了工夫，但自前朝正德起，先生之学大兴，为何几十年间，无人来禁，偏张居正去禁？”

王蠡道：“盖因张居正乃真忧国忧民之人！”

“为何？”

杨廷鉴追问。

王蠡沉吟道：“历朝历代，皆是儒表法里，明尊儒家，实以法术治国，法家以性恶论为基础，韩非子在五壅中言：

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

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

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归根结底，是树立君主的权威，而先生崇尚的，是人人皆有良知，在一个公字，有公，必然损私，先生观照大众，把大众当圣人教育。

简而言之，法家驭人，先生信人，然人生来多欲，要想修得先生倡导的境界，何其之难也，先生之法只可修心，不可治国，否则人心离散，政令不行，前朝末年的乱象，岂非无因？

张居正提前觉察，故而禁绝心学，并非对心学有成见，实因治国只能行法家之术，但心学已成气候，张居正生前压制的有多狠，死后受的反噬就有多猛烈。”

杨廷鉴沉默许久，才道：“依你之见，心学终究是入不得庙堂？”

王蠡反问道：“院长以为呢？”

杨廷鉴淡淡道：“你且道出你的想法，只是学术辩经，你姑且说之，我姑且听之。”

王蠡道：“心学追求的是打破权威，释放自由，本与治国之道相悖，人人是否真有良知，学生年幼识浅，不敢妄言。

但一个人若心中无私，必视苍生如刍狗，灾难苦祸，与己无关，故公与私之间，存乎一心，实难拿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