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那种娱乐至死的年代，舆论热潮个把月就会来一回，潮水褪去之后该啥样不还是啥样吗？

又过了两天，崔道义出现在燕大图书馆。

“老崔，你怎么来了？”

崔道义从兜里掏出一份《人民文学》。

“专门来给我送杂志的？”林朝阳有些意外。

崔道义说道：“也不光是送杂志，还有点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

“你怎么跑到《十月》上发了那么一篇文章？”

林朝阳意识到他说的应该是《伤痕文学的必然兴起与衰落》，他不解的问道：“怎么了？有什么不妥？”

“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崔道义问。

“知道什么？”林朝阳一脸茫然，被他问的更懵了。

崔道义见他这个表情，心里明白了，看来林朝阳对于文学界的争论和风向确实不太了解。

果然是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崔道义摇了摇头，给林朝阳讲起了他所了解的情况。

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情况也确实如大家所想的，风气变得越来越开放，不少文艺界的重量级人士也在期间陆续回归。

但任何风气的转变都不是一下子的，在各持己见的争论之中，文艺界逐渐诞生出了两个派别：惜春派和偏佐派。

惜春派主要以周、茅、巴、章、冯、陈等作家为代表，偏佐派则以王、林、刘、丁、贺等作家为代表。

双方针对嗡嗡嗡结束后的文学创作是否应该真实地暴露和反映中国当代社会伤痕与现实以及是否应该恢复“十七年”主流文学的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1978年1月，刘昕武的《班主任》发表在《人民文学》，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让惜春派在与偏佐派的争论中占据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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