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权，威福由己；时人迫胁，莫敢正言；终有望夷之败，祖宗焚灭，污辱至今，永为世鉴。及臻吕后季年，产禄专政，内兼二军，外统梁、赵；擅断万机，决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

于是绛侯朱虚兴兵奋怒，诛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兴隆，光明显融：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隋王杨坚，……”

公元195年，天下人还没有从袁术称帝的事件中缓和过来，可从洛阳传出的一篇讨贼檄文便再次在天下之间刮起了一场风暴。

这篇讨贼檄文可谓是从生活作风，素质品德，道德修养甚至长相方方面面把杨坚给骂了个遍，把杨坚的“恶”描述得淋漓尽致，文笔和刀剑一般，笔笔都写得激荡人心。

最重要的是，从这篇讨贼檄文之中，天下人都知道了衣带诏的存在，知道了天下在杨坚手中如同一个傀儡。

讨贼檄文之后，晋王李翔当即出兵，一面亲自领十万大军兵临潼关，另一面，以白起、苏烈二人为主将，领军十七万，兵发凉州。

如果说，李翔攻伐杨坚的理由是衣带诏，为国除贼，那么，攻伐凉州的三位诸侯的理由纯粹就是翻旧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