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开创性的东西，只能由父子俩商议，无法交给大臣去制定。

因为历朝历代的罚铜赎罪条例，对于权贵和富人来说太宽仁了。

当初朱铭触怒宋徽宗，被下狱也一点不怕，就是仗着有赎罪条款。他没犯十恶之罪，又拥有官身，宋徽宗定再重的罪，朱铭都可以交罚款免死、免流放。

朱铭又说：“需要我们亲自制定的，还有对于官吏的法律。特别是对官员身份的定义，官员究竟算不算民？适不适用于对民的刑法约束？”

“是民！”朱国祥点头。

官员在触犯刑法时，究竟要不要跟庶民同罪？

现代人当然觉得应该同罪，但古代社会却不一定。

朱元璋是通过杀自己的驸马，才定下了“官民同罪”的先例。

朱铭说道：“我们制定的《大明律》，应该给出明确定义，即官员在触犯法律时，官员跟百姓属于一样的犯罪主体。”

“理当如此。”朱国祥严肃道。

父子俩足足讨论了两天，把开创性的东西给讲清楚，然后由朱铭写下总纲。

《总纲》更像一篇简略宪法，阐述大明法统与国家属性，论述皇帝—官—民的关系，以及定下“民为邦本”的基调，再论述编订《大明律》的意义所在。

朱铭叫来内阁成员和刑部尚书，把《总纲》给他们看了，又阐述那些开创性的东西。

众人沉默，似乎在消化新思想。

其实朱国祥在治理四川时，已经展示出很多东西，张根等人是有感受到的。

但写成法律条文，他们就有些受到冲击了。

在大明新朝的法律之下，文官没犯十恶之罪，居然也会被判死刑，甚至连流放都不能交罚款抵罪。

这也太严酷了，官不聊生啊！

刑部尚书柳瑊忍不住说：“太子殿下，此律一旦颁布，臣身为刑部尚书，恐怕会被千夫所指。”

朱铭笑道：“我翻看过《宋刑统》，也查阅了宋初的条例。宋朝初年，官员所犯罪行当中，对待贪赃枉法是最严厉的。仅仅过了几十年，贪赃枉法就变得稀松平常，甚至连皇帝都懒得去处罚贪官。不是大明的法律太严酷，而是宋朝对官员过于宽仁，甚至已经到了放任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