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沅看了眼这三位亲信：“你们应该明白，所谓假会子案，所谓刘以观的栽赃陷害，还有各官署衙门对我都察院的排斥和提防，都是为了什么。”

“要说我都察院权柄太重，督察百官惹人生厌，但我都察院还是要遵循纲常法纪的，我们调查的案子，也是要经由大理寺和刑部才能落实的，远比不上皇城司直属天子更遭人忌惮。

可是为何有人对我们的防范和排斥，犹在皇城司之上呢？”

萧毅然、卢承泽和于泽平当然明白，都察院是在御史台的基础上改组出来的。

而抛开表面上那些可以宣之于口的理由，它的设立真正原因只有一个：

皇帝需要一口锋利的刀，为他斩断推行新政的过程中，麦芽糖一般粘住手脚，拉着丝地阻滞他的那股力量。

这是路线之争。

皇帝想往左走，但是觉得右边更加美好的那些人，却拖住了他的车轮，硬要把他拗到右边去。

同时，这也是权力之争。

自古帝王，未尝有像宋朝天子一般受到的约束之重。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最早是汉朝时就提出来的，但也只是表现了一种对于士大夫器重的态度。

它真正被人捧到台面上来，是宋真宗时。真正得以贯彻，是宋仁宗时。到了宋神宗时，才成为上下一体尊从的制度。

但，士大夫眼中的天下又是谁的天下？是万千黎庶的天下吗？

宋神宗时，王安石眼见弊端重重，意图变法，遭到诸多保守派大臣反对。

时任宰相文彦博就对神宗皇帝说，祖宗法制都在，没有必要改动，免得失去人心。

神宗反驳说：变法或会让一部分士大夫不满，但是对百姓们并没有不妥啊。

文彦博就直言不讳道：陛下，您是和士大夫共天下，不是与百姓共天下！

神宗回答说，也不是所有的士大夫都反对变法，还是有很多士大夫认为应当变法的。

这段对话，是堂堂皇皇的当众君臣奏对，毫无遮掩。

从这段对话就可以看出，神宗皇帝时，已经接受了“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准则。

从这位宰相的话里也可以看出，他们眼中的“与士大夫共天下”，就是指的他们士大夫这个群体，就是他这个代表着士大夫群体的宰相，与天下百姓无关。

他说的动摇人心，只是指士大夫的心，与天下百姓无关。

变革对天下百姓是否有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士大夫们满不满意。

有些人一厢情愿地以为士大夫同皇帝争权，是为他们做代表，可人家士大夫根本没把他算个“人”。

本质上，它只是皇权与士大夫的权力博弈，更具象的表现，则是君权与相权之争。

但是，赵瑗这位年轻的官家，显然对于如此之重的掣肘有些不耐烦了。

从律法上把对士大夫享有的特权废除掉，恢复“皇宋刑统”，恢复太祖制度，于维护士大夫利益的群体而言，就是一个危险的开始。

固然，现在所改变的只是对犯了罪的士大夫不再“法外施恩”。

可接下来呢？

大宋都察院建立的目的，就是要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削弱士大夫的权力。

削除士大夫犯罪时高于法律的优容，只是第一步。

小心翼翼的缩减宰相任期，这是第二步。

接下来，都察院这口刀，显然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行。

这一点，其实各方都很清楚。

所以，有人要搞杨沅，那么多朝臣真的都不知道罪证不实吗？

沈相公对于这样一桩闹的满城风雨的大事件，真的毫无耳闻吗？

他们只是故意装糊涂，寄望于有些人的反击，让能都察院知难而退，然后跟他们一起“和光同尘”。

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让皇帝知难而退，老老实实效仿仁宗以来的各代皇帝，好好跟他们共天下就行了，不要总想着标新立异。

但，他们没想到朱倬那么刚，这个“士林败类”居然敢全面开花，还以颜色。

他们也没想到，杨沅自蹈险地本就是有预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