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说，如果给够了钱，他们也不怕成本的问题了。”郭康想了想，发现另一个方向也是说得通的：“压低人力成本的方法，对于一无是处的欧洲奴工来说，可能是最合适的，但对于东方大批的专业工匠，估计并不是这样。”

欧洲工厂主尽量压低人力成本，还使用机器。但即使如此，在工业化早期，他们的生产效率也很吃亏，甚至比不过江南的手工业者。

1844年，有英国人来到福建调查，将当地各种不同质地的棉布，都收集了样品，记录价格，送回英国进行比对。回去之后，英国商人惊讶地发现，按照他们所标的价格，曼彻斯特的工厂也做不出来。而福建还不算当时纺织业最发达、效率最高的地方。

英国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就更惨了。比如美国，到了19世纪，依然只能靠大量出口金银，换取中国商品。

在185年到1844年间，两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9%，而仅在185至1815年的十年间，美国就像中国出口了227万美元的金银，而同期输往中国的货物只有1万美元，并且几乎都是农作物、矿物等低端产品。

再加上当时，美国是被法国引荐给清朝的（路易十六与美国和清朝的关系都很好，清朝甚至长期认为，美国是法国的附庸，是专门给法国提供原料的一个非洲国家。

相比英国商品，美国的纺织品更加低劣，以至于到了185年，美国领事还在给国内诉苦，说大批美国布料在港口积压，根本卖不上价钱。

所以，这样就有个很反常识的结论：血汗工厂的生产效率其实很低。哪怕江南工匠的待遇远高于英格兰工人，依然没有在成本上明显落下风。这种强行降低人力成本的思路，虽然符合最简单直接的思维，但和其他很多“常识”一样，并不是正确的。

“这么说来，我们其实也可以在奴工工厂之中，也保留晋升渠道。”想到着，郭康又补充道：“平时别逼的太紧，再有了激励，会比单纯驱使奴隶要更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