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的理论，给郭康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也让他受到了很大启发——比如，宣传和解释，其实也没必要做的太细。
这些“理论”，能自圆其说就行。重点不是它的证据是否充分，逻辑论证合不合理，而是它能不能起到提高社会效率、推动国家发展的作用。
毕竟，这些事实都证明，无论是启蒙运动时代的欧洲，还是2世纪的中国，采用的“指导理论”里都充满了大量暴论。但这也没有妨碍他们迅速发展，最后实现反超。
一个例子，可以说是某个文明的特例。但两个位置曾经完全相反、互相鼓吹过的文明都是这样，应该就足以证明很多问题了。
这些启蒙时代哲学家，确实对东方有一些概念，也进行过了解。起码他们真的知道科举制和官僚制度的优势，也明白中国的历史很长久，甚至连“雍正比其他国君们都勤劳”这种细节判断，也不能说错……但他们了解的中国依然是十分片面的，做出的判断，和推断的结论，也往往和事实偏差甚大。
说到底，中国只是一种论据。欧洲思想们，在批判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却还是用柏拉图的思维，称赞中国才是理想国。他们哪怕鼓吹孔子的时候，也始终没能摆脱学自希腊人的思维方式。他们称赞的中国，说到底只是按欧洲传统哲学和价值观，虚构出来的一个符合欧洲理想的完美国家而已。
同理，中国的思想家们，在批判孔子的时候，也同样是儒生的思维，称赞欧洲才是有道德、又高效的文明世界。他们哪怕鼓吹古希腊哲学家的时候，也始终没能摆脱中国自己的思维方式。他们称赞的欧洲，说到底只是按中国传统哲学和价值观，虚构出来的一个符合中国理想的完美国家而已。
汉字真的有郭康说的这么简单么？当然不是。想用好这套工具，难度还是不小的。但他的目标本来就不是证明汉字简单，而是告知对方，自己正在进行推广汉字这一政策，并且有足够信心成功。这样，才能一方面说明自己和中原文明接近，一方面借用中原经验，论证罗马会越来越稳固。
反正，现在欧洲人正好也处于吹捧中国的时代，马可波罗带来的热潮至今仍未消失。按经验，这份热情甚至能持续到19世纪，既然如此，不用也就白不用了。
甚至，连向欧洲其他国家证明，引入汉语很合理的依据，他都准备好了。这也同样不是他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直接抄当年英国人的思路。
在19世纪之前，英语的处境十分尴尬。有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例子：马嘎尔尼访问清朝的时候，没有和乾隆达成任何有效成果，就离开了。而这次外交失败，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清朝太傲慢，或者英国人太顽固，而就是最简单的——听不懂。
听不懂的原因，也不是清朝闭目塞听，不了解欧洲人的语言。实际上，哪怕和罗马教会闹翻之后，朝廷里也有大批外国传教士活动，还有专门的翻译机构，拥有相对专业的法语、拉丁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俄语甚至是普鲁士语的翻译。
——但就是没有英语。
乾隆年间，四译馆受命编订《华夷译语》，作为官方标准的外语词典。里面包括《弗喇安西雅语》、《拉氐诺语》、《额哷马尼雅语》、《伊达礼雅语》和《播哷都噶礼雅语》。此外还有一本《（口英咭唎国译语》，但内容错误很多，标题、格式、署名也和其他几本不同，怀疑是后来临时增补，不是同一批正式译书。
这其实都不用看内容。古代朝廷在音译名字的时候，用字褒贬是颇有讲究的。对比下“伊达礼雅”和“（口英咭唎国”这名字，以及那一串“雅语”和这个例外，就知道当时人们的态度了。
不仅清朝人，为清廷服务的欧洲传教士也不懂英语。这也是没办法，因为那年头欧陆的正经文化人，谁学这东西……倒是有个法国人声称自己可以帮忙，寻找翻译，但马嘎尔尼等人又不敢信他，导致事情告吹。
整个使团里，团长马嘎尔尼是个老贵族，懂拉丁语，能和乾隆进行交流。但其他人基本上就是鸡同鸭讲。不仅如此，天主教传教士还在清朝形成了团体，拉帮结派，故意排挤他们。
罗马教会任命的bj主教汤士选、神父索德超等人，有机会就给英国人找麻烦。据荷兰使者范·勃朗说，在检查英国人带来的天文仪器时，汤士选等人发现多个器件已经磨损，有些零件上的铭文还是德语。很明显，这“国礼”就是个拼凑起来的二手东西，因此让清政府颇为气愤，成了他们给使团最后定性的主要证据。
这种语言在当时的处境，也就可见一斑。
可能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语言都没信心，英格兰学者们比法国人还激进。1668年，英国皇家学会专门开了研讨会，由创始人之一的威尔金斯主持，讨论能否直接使用汉字作为欧洲的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或者至少，设计出像汉字那样，但比较简单的“表意文字符号”以此改造既有的英文，而使它变得具有汉语式的“表意内涵”。
——郭康之前解释的，将汉字作为词汇代号引入希腊语，就是直接采用的这种思路。皇家学会对此做了不少深入的研究，而且真的进行了论证和尝试，比后世要求汉字拉丁化，甚至拿着外国赞助进行拉丁化研究的人，做的都认真多了。所以，他们的成果，也完全可以直接拿来参考。
同样，他也可以拿出足够的理论，号召其他欧洲人也跟着学，因为这本来就是欧洲人17世纪的研究热潮。牛顿等人就在从事“通用语言”的研究，因为他们认为拉丁语已经不够用了，因此需要一种更加精确、简洁的语言，最好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和抽象性，才能方便自然哲学的研究。
对宗教十分痴迷的牛顿，就把这种理想称为“先知语言”，投入了很多精力。显然，欧洲人就吃这套话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