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陈志雄带着全家人照料鱼塘。到收渔时，扣除各项成本开销，一合计，竟然赚了3100元。

很自然地，第二年，陈志雄扩大了规模。

他又承包了邻村50亩，加上喂鱼需要割草做饲料，自己一家人实在是忙不过了，所以不得不请人来帮工。

到最后，来陈家帮忙割草的短工最多时有30多人，一人一天给工钱2元，长工一度也有7人，月工资50元。

这一年，陈志雄百亩鱼塘纯收入7250元，而当时一个农民一年务农毛收入最多不过1000元。

然而陈志雄的做法，直接触碰到了“红线”，因为雇工触及到了国家最核心的问题，雇工是与资本家、剥削等敏感的词汇连在一起的。

陈志雄和他的事业，直接对当时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然而，这种存在，又绝非个案。

在安徽，一个自称“傻子”的农民，炒瓜子同样炒出了“雇工问题”。

他叫年广久，42岁时炒瓜子有了口碑，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出两三千斤瓜子。

忙不过来时，便陆续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到1979年秋天，居然就有了12个帮工。

可是，“傻子”怎么可能是剥削阶级呢？

他平生只会写五个字，分别是“年广久”和“同乙”。他7岁就在街上捡烟头挣钱，9岁当童工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维持生计。翻看他的履历，明明就是最底层的劳苦大众。

放眼全国，眼下个体户已经相当多了，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上百个的都有。

雇工问题如何处理，也困扰着高层，因为这既是民生问题，更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直到1981年，上面才算是对这事儿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认为陈志雄可以跨队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