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人多，大约人数数倍于汉人，南中自古为夷越的居所，汉人至此的时日稍浅，所以在人数上远远比不上夷人。”高颐脱口而出，扎根在建宁郡时日较长的他，对建宁郡的大小事宜、人口户数是了然于胸的。

“如今的永昌郡太守吕昌和我说过，言是永昌郡汉、夷的比例大概在一比九、一比十左右。”刘璋拿出了一个案例和高颐的话相印证，并根据这个数据提出了问题：“高卿以为，南中之地，是汉人多有一些好，还是夷人多一些好。”

“自然是汉人多一些好。”高颐应声作答，没有任何的迟疑，刘璋问出的这个问题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汉儿知礼仪，懂廉耻，可载文，亦可载武，其中有一时之英杰，可安定南中。反观夷人，不通礼义廉耻，父妻子继、兄死娶嫂，无有上下父子尊卑，更是心性险恶，一味的依仗武力，好勇斗狠，不尊王化，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强则叛逆，弱则跪服，似夷越之众，不可令多加繁衍，否则早晚必为祸患。”

‘有点极端了。’听着高颐讲述着夷人的坏处，且高颐话里话外透露着给夷人绝种的想法，让刘璋想起了天生万物以养夷、夷无一物以报天的说辞。

和高颐的想法有所不一样，刘璋自觉的夷人多少有些价值，比如叛乱被擒的夷人可以修修城池、在山崖间开路，多少可以干点脏活苦活，替汉人出点力。其次夷人虽然穷，但多少有些油水，可以榨上一榨，提供他日后征伐四方所需的钱粮财货。

“如高卿所言，南中官府治下之人，一汉可以抵十夷，多上十个夷人不如多上一个汉人……故而，如今南中的第一要务，乃是用夏变夷，剿灭不顺服的夷越部落，使汉人在南中遍地开花，纵使如今的南中汉人户口数量不足以做到遍地开花，亦要多多占据南中各处膏腴之地、交通要道，尽可能的将夷越部落分割开来，不使夷越之人有联合的机会，且此辈失了膏腴之土，自是不能壮大繁衍开来。”

“只是以高卿所见，凭借官府可以做到这些吗？”

“做不到。”高颐回答的很干脆，否认了在官府的推动下，可以占据南中膏腴之地、交通要道的可能，他给出了相应的看法，来论证了他的回答。

“依照三互法，郡守、县令多是流官，不会常驻在南中，或是三五年、或是七八年，必定会更易郡守、县令，所以就算朝廷有想法，有政策，推行用夏变夷之事，郡守之辈也不会尽心尽力，毕竟干得好、干的坏不过是政绩上给个评价而已，与自身的利益关系并不大，其次有门路、有才能的官员那里会沦落到南中为官，大抵来到南中为官的要么是无才之辈，要么有才干，但家世不好，不足以立威严，这两种官员都不足以推行用夏变夷的政策。”

“所以明公施行了以南人治南中的政策。”彭羕接口道，借高颐所说外来太守不看重开拓南中一事，对刘璋的政策给出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