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办的干部不慌不忙的道：“企业方面查询过几次捐款的落实问题，钱是肯定没问题的,我们也确实经手了钱并发到了学生所在班级的班主任手中，这信学生们可不愿意回，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可能因为学校办公费都是从学杂费中出,可能是班主任直接代领了冲抵学杂费,结果学生与家长有一定情绪,所以学生不大愿意回信。另一方面，实际支助的对象可能与原先报上去的名单出现了更替问题，导致原来支助的张三，可能因为张三的条件好于李四，或者张三已经不愿意上学，而李四更需要，下面实际上就支助了李四。所以，无法让张三写信，只能代写。”

“所以你就操办了这事儿？”

“是的，对大多数贫困学生来说，一两元钱的邮费也算一点小负担的,因此我让班主任写了信,统一交给我,再在教办找其他孩子抄写而发出。信封是我统一买的,地址也是由我一个人写的,邮票是我私人贴的。有些信,学生的确不知道是班主任代写的,但我们是用心良苦,绝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真是一种善意的欺骗吧。”

当曾家辉问为什么既然更换了对象，学生不愿意写回信了，教办为什么还要以孩子的名义欺骗好心企业呢？教办的这位工作人员回答说:“一个这生每年两百元是团省委定的标准。而每个学生每学期学杂费就超过这个标准了，哪里能真正实正捐助，只能算是补贴了一部分而已。的确有希望工程救助的学生失学,这是事实。为了不让资助者失望,我们就谎称在学,拔高成绩、说成班干部也是同样道理。”

“好心干坏事？”

“是有这种感觉。”

“现在是否后悔寄了这些信?”

教办的干部有些淡然的摇头，道：“我不后悔,要说后悔就是没把工作做得更细。反正不回信是绝对不对的,不回信太没有礼貌了。”

“那把你这儿的真正得到资助的八名学生名单给我看一下，或者说是领款的单子让我核对一下。”

“这个没问题。”

对照名单，曾家辉带着这名教办人员，与小胡一起跑了几个孩子所在的学校和村庄，实地了解下来，钱是真的发放到学生手中用于交了学费，并无扣押或者私人占用情况。只是，资助的对象换得差不多了。对于像郑小花同学的那种情况，曾家辉可是耿耿于怀。她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换掉的，如果这笔钱能及时资助她，她也不至于会失学两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