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些传言说，我和韩议长之间的关系恶劣得无以复加。”陈永春坐在圆桌另一侧，和韩处安一样面向摄像头，以便让全东盟所有正在收看节目的东盟公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真实一面，“这当然是谣言了。我和韩议长，工作上是搭档，私下里也是朋友。别的不说，2114年的时候，韩议长打算提名我出任总理。”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始终没有流露出半点动摇，“说是只注重能否胜任，不看立场。说实话，我很庆幸能和这么一位开明的领袖共事。”

所有收看谈话节目的兴亚会成员都感到有点难堪——陈永春显然是以此指责兴亚会最近明目张胆地动用大量人力遏制其竞选活动。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用古教授的观点来回答。”韩处安马上抛出了兴亚会创始人古国一教授的名头，这是兴亚会无论改变多少都没法改变的起源，“在为亚洲复兴的事业、为东盟几百个民族的共同幸福奋斗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分得清哪些分歧是根本性的、是反对亚洲复兴事业的，而哪些是技术性的、是就亚洲复兴事业的方法存在不同想法的。”他同时也不介意承认兴亚会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只看立场的后果是换来一群打着支持亚洲复兴事业旗号却无能的败类，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用立场作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

没等陈永春做出反应，韩处安继续说道：

“陈总理从30多岁第一次进入内阁担任金融委员会委员开始，历经十几届内阁和多任总统，始终得不到把他的经济新政变为现实的机会，那正是窃据东盟的腐败集团知道陈总理服务于真正的亚洲复兴事业、是他们的敌人而不是可以利用的盟友，在这群以吸血为生的寄生虫的治下，东盟永远没有什么更光明的未来可言。”说到这里，他把视线转向有些冒冷汗的陈永春，“要说我们之间的分歧，那是技术上的，不是原则上的。”

的确，仅从个人角度来说，没有兴亚会接管东盟，以陈永春为代表的所谓中立派人士永远也没机会登上舞台成为焦点，而他们的生命和理想只会在日复一日的黑暗时代中消耗殆尽。在他们用听起来更加美妙的口号反对兴亚会之前，先得想想是谁给了他们站出来反对的能力和机会。兴亚会终结了旧东盟战乱时代中枢机构的金权政治，又成功地避免自身走上军人干政的歪路，包括陈永春在内的一干所谓中立派人士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专门来抢夺胜利果实的忘恩负义之辈。

这便是大部分兴亚会支持者的看法，也是麦克尼尔和他的团队的看法。事实上，迈克尔·麦克尼尔已经决定，不管陈永春一方承诺了什么，他都会在这轮选举中投票给韩处安。

见陈永春一时语塞，韩处安满意地点了点头，以更加悠闲的姿态坐在沙发上，思考着能和对方对抗的策略。作为经济和财政上的专家，陈永春的许多方案都有可取之处，只可惜过分地注重平民生活这一个特殊点的陈永春忽略了整体：平民只是兴亚会所称的有机协作的一部分，把过多的利益让给平民会危及总体的稳定性。只要利用陈永春除经济外缺乏明显重点的劣势，韩处安就有信心从对方的支持者中夺取声援，而后他也不介意反过来用对方的策略武装自己。

“在我看来，解决问题不应该靠削减军费并缩减军队规模、令更多无业游民涌入社会。”韩处安自信地开口了，“相反，我们采取的是较为进取的开放策略。东盟有能力也有机会成为主导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贸易中心，通过和印度地区诸国的交易，我们不仅可以避免陈总理所说的财政危机，倒是可以额外为我们的公民创造更多的岗位和更多的机会。”

“但是，我方的外债问题目前日趋严重。”陈永春表情凝重地摇了摇头，“其中，为摆脱对外国军事装备和民用产品的依赖所投入的大量资金，至今未见能从新投产的产品中得到任何回报，加之各个主要工程项目的腐败和市场垄断阻碍了改善经济秩序的尝试，这又反而使得我们继续朝外国借债。议长，我接任总理时，当时我国人均欠债用旧亚元换算成今天的新亚元，大概在1500新亚元左右，而现在我们人均欠债30000新亚元。”

陈永春向着镜头竖起了三根手指。

“30000！这看起来不像是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因为过去的时代里——以实际的购买力计算——也出现过一些人均外债高达几十万新亚元的国家，但我们的这30000新亚元的人均外债是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出现的，新出生的下一代孩子以后应该学说的第一个词是thirty，第二个是thousand，这样他们就知道自己生来要背负多少代价了！”

场下观众为之哗然，即便是兴亚会特地请来的职业观众演员都为此感到惊讶。虽然兴亚会规规矩矩地将经济状况统计数据发布在相关网站上，但平日忙于谋生的东盟公民们很少认真地去分析那些数字，甚至不见得听说过其中的任何一个具体数字。陈永春毕竟是研究经济的专家，他甚至不需要用什么更加专业的说明，只需要几个数字就能轻而易举地使得东盟公民们产生足够的恐慌，而恐慌将催生对兴亚会的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