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就是特权，勋贵免税，而世家豪绅则是通过佃农缴纳的地租来避税，让佃农替他们承担赋税。所以，不要说五姓七望，就是关中四姓，太原五姓这样低一点的世家豪族，年入百万贯也是非常容易的事。

所以针对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非常的头疼，但又要倚重他们，所以不得不出台政策，替他们补上这个窟窿。

齐国管仲改革内政时，提到：凡有地牧民者，各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魏国李悝为相，致力改革，大力推行“尽地力之教”，鼓励粮食生产。农民粮食多了，政府的税收可以得到保证，既可以养兵，也可以备荒。

秦朝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井田制，实行授田制，推广土地私有，鼓励开垦土地。

北魏、北周、北齐及隋、唐两代，都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减轻税赋，鼓励粮食生产，保证农民得到休养生息。

除此之外，各代还尊崇《周礼》中重要的一环：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对粮食的储备，尤为重视。

李悝提出了的“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的概念，迄今已有一千多年。丰收则谷贱，歉收则谷贵，所谓取有余以补不足，平抑粮价，成为历代皇朝必定尊奉的准则。丰年由朝廷平价收购农民的余粮，保护农民利益，不致“谷贱伤农”；饥年，政府平价卖出粮食，保护非农人口的利益，不致“谷贵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