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春天的脚步，青岛再次变的热闹，从主人变回客人身份的普鲁士人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生意好做了。

大批中国人涌入青岛，带来的，是庞大的商机，和大笔的现金。这些人大多有一定身家，携带家眷，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细软，一到青岛，就忙着租房子、接着就是买地买房子。普鲁士居民原本日渐艰难的生计，随着这些人的进入，大为改观。

即使像诺娃婶婶那种顽固的种族主义者，在现实的生存压力面前，也得低头。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把房子出租给中国人收取房租。相对而言，这些有一定资产，且讲求体面的绅士，自然是最好的租客。

前金的遗老，也变的异常忙碌，拜客、宴会、诗钟、酬酢。仿佛一夕之间，时钟倒拨了若干圈，又回到了金室刚刚退位，众人刚到青岛避祸的时间段。

来到青岛的，都是自前金时代遗留的正府办公人员，其中包括一部分宗室党人，以及虽然剪了辫子，但仍心怀故主的前金忠臣。他们可以接受自己成为共合的官员，却不肯接受自己向另一个皇帝屈膝。

随着袁慰亭正式宣布改元洪宪，这些人纷纷弃官而走，到青岛，投奔另一批时代的弃儿。

遗老们对于同行者充满同情，但却很少能伸出援手，毕竟两下的交情，仅限于前金时代的香火情分，这种情分照拂一二是可以，要想为他们安家置业，就未免要求过甚。

青岛的地价并不便宜，尤其大量军用土地占据了有限的空间，剩下的地方想要造房子，是个很大的开支。暂时而言，租房子是大多数逃跑者，必然的选择。诺娃的小楼，二楼被一位颇有些财产的中国人租了，全家都搬到一楼去住。

这位租客显然非常热爱社交，房子刚刚布置完，就请了大批的客人聚会饮宴。由于住在一楼，诺娃不得不忍受着租客的听差不停的为来访者开门，将陌生人领到自己家楼上。等到第五次如此时，她就忍不住用普鲁士语大声的咒骂。

她的丈夫在青岛正府机构工作，是个如普鲁士乡村小学校长一般严谨且无趣的人物。作为绅士的修养，不允许他破口大骂，只在访客将自己家的楼梯踩的嘎吱做响时，用手杖在地面上用力的敲击。可惜来访者没有几个绅士，对于这种抗议手段视若无睹，依然故我。

“下次，我们应该在租房协议上写明，不允许举办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