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教授循声望去，只见姜副馆长那胖乎乎的身体终于出现了，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抹着额头上的汗，犹如从转磨中转出一样，呼啦一下，从钟架凉亭快速冒了出来，然后沿着小径，小跑步似地来到了他的跟前。

“哈哈哈…姜大馆长，您真是个大忙人，今天好像是踩着点儿来的，不早也不迟，刚好八点，快快请进！“，一个优雅的欧式邀请姿势。

其实，吴教授之所以邀请姜副馆长参加今晚的会议，是有自己深层次考虑的。这么多年来，有关建文帝的生死之谜，以及明故宫地下是否有暗道等探讨和交流的学术座谈会，虽然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他深感到，座谈的内容越来越缺乏新意或深度了。有的专家，为了标榜自己所谓的学术成果，采用西方辨伪学派的那一套，建模论证，洋为中用，故弄玄虚，有的则无征不信、无据不闻，摆着一副治学严谨、立论堂皇之面孔，有的，则是老调重弹，甚至以讹传讹。严谨踏实的学术氛围少了，空洞乏味的话题多了。

前段时间，吴教授无意中在一本档案学的期刊中，看到了姜副馆长所写的一篇有关建文帝生死之谜方面的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个新奇的观点，其认为：1402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攻入南京时，建文帝朱允炆逃离皇宫时，所带走的红箧中的玉玺，绝非是建文帝的天子宝玺，也不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玉玺，而是失传千年的秦皇嬴政令李斯篆刻的那枚“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这一观点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己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契合，并且也多少应景了时下对有关“世界末日”之热门话题。

吴教授暗暗认为，姜副馆长参加这一学术座谈会，也许会引起专家们的强烈反响，并给座谈会带来异乎寻常的震撼和生机。

果然，当姜副馆长将上述研究观点在座谈会上宣讲后，顿时引起了一片轩然大波。

“这倒是一个新潮问题，哈哈哈…”

“这是传记，还是学术啊？”

“还真能跟上形势”

“几百年来，有哪位金石大家，或明史研究者，或文献史料中，曾提及过的…，哪怕是野史杂记中，也鲜有所闻”

…

一阵低沉的窃窃私语之后，坐在最前面欧式椅上的一位老者，终于有点按耐不住了，只见他激动得连连摇头，并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咳嗽声。据说，此人是建文帝的嫡传后孙，在明史研究领域，颇为德高望重。

此时，只见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清了清嗓子，然后将身体略转向姜副馆长，用一种教导的口吻说到：

“姜副馆长，恕兄弟我直言。您刚才的高论，兄弟我，实难苟同，实难苟同…您仅凭朱棣之言和《建文年谱》之序，就贸然地认定建文帝带走的玉玺，就是那秦传玉玺，这…这未免有点戏谑了吧。大胆假设，合理推断，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不是不可以，但缺乏扎实的历史溯源和坚实的史料证据来支撑，无疑是一种空中之阁，水中之月，水中之月。兄弟我…不想多说了，如有得罪之处，还望姜副馆长海涵。”

姜副馆长顿时满脸堆笑，两手互握，一副仰望之态，可心里却不禁想起了电视剧《围城》中的那位开口就称“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教育部专员，真是太神形相似了。

老者刚一落座，一位社科院的中年学者，急不可待地站起身来，会场上顿时又静了下来，只见他傲然地扫视了一下四周，说到：

“本人也来谈一点感受。今天参会的专家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敝人有个小小的爱好，就是对金石玉器等方面的研究，比较有兴趣，也曾经出过几本拙作，哈哈哈…刚才聆听了贾副馆长的一番教诲，对其所提的那秦传玉玺，我想谈一点自己的浅见、浅见”，

一段凡尔赛式的开场白过后，他忽见礼堂的窗户外，似乎有个黑影在闪动，心中顿时怦怦乱跳，便连忙摘下鼻梁上的眼镜，吹了吹，这才定下神来，开口说到：

“秦皇嬴政，灭六国，统天下，令丞相李斯，将赵国宫中的那块十五城不换的和氏璧，篆刻成传国玉玺，以作天授皇权之正统凭证，其后，虽然朝代更迭，但正史中却清晰地记载传国玉玺传承之脉络，直至后唐末帝李从珂，洛阳玄武楼，一个纵身火海，世上从此就再无秦传玉玺了。也许，有人会说，在宋元明清的一些野史中，曾有过传国玉玺重现之记载，也有人称，当初陈友谅称帝时，曾得到过秦传玉玺，交由其小妾达佩兰保管，后被朱元璋抢走。朱元璋去世前，将传国玉玺传给了建文帝，但这一切的一切，都留于江湖传闻，并无过硬的文献典籍予以佐证。不错，明史中曾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曾派大将徐达和其侄子朱远忠，领十万大军横扫漠北元大都，追寻那传国玉玺，但事实上最后是一无所获，无功而返，故此，敝人大胆断定，建文帝逃亡之时，所携之玉玺，决不可能是秦传玉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