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人员上，国子监生不再像过去一样容易得到官职，江宁国子监里读书的人屈指可数，完成不了驳查要求，只能从外面雇人。每此驳查光是支付给这些人的工资以及伙食费，就是一笔惊人数字。像是范进任职的上元县，每到驳查之年，就要摊派超过两万两的特别税，用来支付驳查费用。这笔钱不在正税之内，都是老百姓的额外负担，一个县的纳税人口承担这么大一笔数字，自然没人欢喜。

再者地方也越来越怠惰，有的地方官为了省事，上任之后就编造黄册，一口气编出几十年去，就为了省心。其数据自然不足取信，完全没法当收税依据。到了万历时期户口版籍大多不足为信，曾经被皇帝百官看作万载之基的黄册沦为门面工程。真正收税全靠吏员书办自己家传的账目，朝廷无从掌握。

范进的办法，就是从这一条入手，既然黄册失效，干脆就把这制度废了。眼下的国家形势怎么也比洪武年好，张居正的铁腕手段，也不见得就比洪武年的执行力差。豁出一笔经费加上人力，再搞一次全国普查，编造黄册，认真驳查一次。在这之后，就不再编纂黄册，所有户口田地，就以这次普查的数据为准。

这种方法当然存在着弊病。比如人不是不死之身，这个时候一家五口，到了一百年后，谁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拿着这个户籍去收人头税或是派役，根本执行不下去。张居正当然不认为范进愚蠢到这种地步，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出。以他对范进的了解，以及字里行间的意思，范进提出这种主张惟一的可能就是：范进要在未来彻底取消明朝的人头税。

减税的真正要点，不在于苏松那几百万石积欠，而是运行了百多年的人头税要彻底废除。未来国家的税收将建立在田亩这个基础上，所有地区全按着这份黄册上的田亩数据计算税收和徭役。换句话说，人丁赋税全摊派到了土地税收之中。

一直以来奉行的人头税依据就是人多力量大，家里丁口多，就由力量服役纳税。范进的思想则是根据眼下大明的生产实际出发，国家不可能维持洪武时代的土地政策，人多的不一定土地多，按照土地收税，对于赤贫阶层来说简直就是福音。

这群已经失去了活命土地，被迫个人当佃农的失产者，名下没有一分田地，一下子就能摆脱赋税服役的命运。随后，又可以作为朝廷的用工备选，拿着朝廷给的工钱去应承徭役。这种税收改革方案对于贫民阶层有利，但是对于田地持有者则有害，推行下去绝对不会容易。

范进也知这种制度想要推广开阻力非同小可，田骨田皮两分，按谁来统计？如果统计的不准确，势必造成税收不公。再者，优免制度提高后，地方上的经济压力也会加大，像是江西、浙江那种文风兴盛之地，一下子出一群举人进士，他们名下的土地又该如何，这些也是问题所在。

是以范进打出的补丁就是，黄册一经编定永不更易，也就是说，在黄册编好之后，不管开出多少新田，都属于自己，其产出跟朝廷无关，只要有能力开田，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增加自己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