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外藩内属的新时代诸侯们，在域外不断征拓扩土的同时，也为大唐源源不断的输入，掠夺、开发自外域的财货和特色物产；又对国内的汉家移民，有着永不枯竭的渴求。

因此，每当天下某处灾荒发生之后，比朝廷派下来的赈济官员，还要更加积极的就是这些闻风而动的外藩诸侯了。因为，这也是他们以相对的廉价成本，获得更多移民补充的狂欢盛宴。

因此，连带着原本封建王朝中后期，最常见的土地兼并和人口爆炸导致的传统社会矛盾，也被变相的消减了许多，甚至由此变成不是最要紧的次要问题了。

因为，一方面相对于与海外藩，充满互补性的交通往来，而蓬勃发展的手工业和贸易活动；传统农民辛辛苦苦耕作一年，还要看老天心情才能有所收成的那点土地出息，根本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另一方面，那些传统的地主阶层突然发现，就算自己乘着灾年广占田地多了，还要考虑到了能找到足够的人手来耕作，才会产生相应的产出和收益；不然难道让自己和家人去种田。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不得不降低相应的租佃比例，提供相对低廉的借贷，以为挽留住乡里那些青壮年；乃至赤膊上阵与那些海外藩的人，以乡土和亲缘牌来争夺破产的农民。

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原本可能与地主们勾结起来，乘火打劫的地方官吏；反而左右逢源的两头都吃。甚至由此长期产生了一个专门的半官方行当——版籍市；

因此，许多沿海或是水陆交通发达地方，所能产生的局部灾荒，甚至连稍大一点的流民群体，都未能形成规模，朝廷赈灾的使者还在路上，就被相继闻风赶来的外藩中人，给先行消弭了大半。

因此，在朝野上下大多数人口中，既然连灾荒年没有机会产生，大规模流民和遍地饿殍；还能够令民间滋生的多余人口，有所去处；这不是比同上古三代的太平治世，又是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