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府固然是朝廷中枢的兵源基石，但是大量沿水而设的水力工场，同样也是朝廷在薄免田赋之余，额外创造价值和税收的来源。因此，在朝堂博弈多年之后最终结果，采纳了让肉烂在锅里的折中方案。

也就是八条径流的沿岸地方十里之内，以水利工场的营造和生产为优先；同时，在其他地方以军府屯场灌溉为优先；由此形成了上游相对扎堆的工场地带，和下游连片府军屯场遍布的现有格局。

与此同时，虽然为了避免新军府的恶性膨胀和浮滥化；自梁公时代起就以圣训/祖制的形式，严格限制了最初军府的定额；即享受免税免役的每户府兵之家，只能有一个儿子/女婿继承家门的铁律。

也只有在家门断绝，或是身份转迁将吏，而别列军官之籍后；才能将原有的府兵身份和资格，转给最近的男性亲族。至于其他的成年子嗣，除了请求转为戍边屯守或是出藩开拓，就是被优先招入官办工场。

因为，这些出自军府家庭的子弟，相对营养好身体健实，比起普通百姓也更有组织性和服从性。同时，他们也是朝廷制度和皇恩浩荡之下的受益者，一旦国家有事，在忠诚可靠上也更胜一筹。

因此，当年与梁公亦师亦友的泰兴帝，就曾自豪在东巡途中称：朕不加赋于民一文，而赡军足食数十万；但逢国家有事，则数万带甲，朝夕尽起。然后，他就在忠诚的东都，遭到了叛臣/旧势力反扑。

虽然成功平定了叛乱，却也落下来了英年早逝的病根所在。也成为了后来梁公留朝辅政三十年，又远走外域建国定鼎大夏；以及在梁公离开后的朝局混乱当中，睿真元明太后保扶五代天子，重新稳固李唐天下的一系列事件。

但不管怎么说，一些失去了足够灌溉的农田水源，被迁移废弃的屯庄旧址；虽已不适合种田，但是还可改作其他的用途。比如在这些大片荒草丛生、鸟兽繁衍的野地中，进行每年春秋两季的踏青、游猎、竞技和宴乐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