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就是他执意想要逆天改命，挽回将来发生的那一幕幕人伦惨剧和沉重后果，所无可回避的考验和必然的对等代价吧！事实上，自大军班师回朝之后，他已感受到了来自“二圣”的态度变化。

比如，被火速重新启用的薛（仁贵）大夫；同样迅速至仕的宰相李敬玄；以及被论功行赏之后，就迅速外放的契力何必和黑齿常之；以宰相身份被任命为陇右道行军总管，监押吐谷浑大使的刘仁轨。

但最显而易见的是，父皇在召入诸位宰相奏对的内朝时，再度满脸倦怠的旧事重提，声称病体沉重想要就此安养天年，欲以退位让贤与储君的想法；但这时列位宰相的态度，就显得有些令人玩味了。

虽然资望最重的中书令郝处俊，再度当面直谏不可为；中书侍郎李义琰同样声称，这会折损东宫的福泽，于天家不利。但这一次其他几位宰相，却没能完全附和郝处俊的谏言，反而有人提出了异议。

因此不久之后，大内就颁下谕旨，以填补李敬玄告老之后的缺位故；将留守长安辅佐太子监国的侍中张文瓘、门下右仆射戴至德，相继召回东都洛阳；加大学士萧德昭同中书门下、张大安录尚书事。

继续辅佐东宫及太子监国诸事。等于变相的调走了长安留司中，曾经与太子李弘颇为相得的两大臂助；再加上将他及其东宫所属，长期召传在二圣身边随侍，名为就近指教朝政之道和过问学业之故。

实际上，轻而易举的变相分化和削弱了，太子李弘在长安监守、经营多年的影响与威势；这就是源自君父的恩威莫测之心。身为众所瞩目的储君只能坦然承受，却容不得分毫的怨怼和失望流露在外。

不然为别有用心之辈，抓到一点把柄和破绽，就很容易成为利欲熏心的投机者，谋求进身之途的契机和踏石；乃至是一场牵连甚广的激烈朝争和风潮的开端；因此，他带来了大量班底就为防渐杜微。

因此到了东都之后，太子李弘日常可以做的事情，反而变得相当有限了；东宫十率诸卫是没法操练了，也不能暂时离开都城，去巡视京畿道的府兵，或是轻装简从的查看各处的田庄，探访市井民生。

甚至连弘文馆和编撰局的对外差事和诸多发行渠道，都被大内三台的秘书监给顺势接了过去，著作也处于大内日常监管之下。就剩下一些东宫相关的作坊和市舶司的生意往来，以及长安病坊的发展。

作为这个时空规模最大，集临床研究、教学和实习为一体的场所，长安病坊的规模也更进一步的扩大了；并随着孙思邈徒子徒孙的扩散，相继在洛阳、太原，乃至扬州、广州等大城建立类似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