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秋肩膀上佩戴着上校徽章。

新编70补充师并不属于十个在编范围的师团之一,而是按照苏浩的命令,以“工蜂”为基础,额外组建的“补充兵师团”。类似的部队,在其它集团军里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它们并不列入军部编制序列,属于战斗力贫弱的二、三线“民兵武装”。

这当然只是对外声称的编组构成模式。实际上,廖秋麾下拥有三万余名“工蜂”。其中,有八千多人拥有五阶强化体质。有了新成都基地在武器和机械方面的全力支持,加上来自“一号蜂巢”和昆明方向的后勤保障,廖秋部队得以按计划进入越南境内,在目的地迅速建造基地。

这个国家地处热带,植物生长茂密,香蕉之类的水果随处可见。在这间临时办公室里,还堆放着菠萝、芒果等好几种时令水果。

走廊上传来脚步声。

很快,一个身材矮壮的中年男人出现的门口。他佩着少校军衔,皮肤黝黑,表面满是汗水,年龄大约在四十左右。少校先是冲着廖秋敬了个礼,然后转过身,对坐在旁边的韩莹和善地笑笑。

他叫阮文昌,是早在一年前就发展成功的越籍“工蜂”。当然,就目前而言,国籍上的区别早已荡然无存。这个曾经的越南难民,如今已成为廖秋麾下的一名队长。

“阁下,附近村落的难民大部分已经集中。现在,该怎么处理他们？”

病毒爆发是世界性的灾难。与国内一样,越南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从老街、安平方向一路过来,廖秋所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部分要归功于早在两年前就开始部署的小型“蜂群”。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越南并不属于核心集团的成员国。如果不是战前对期货市场稻米、大豆、小麦等资源大宗交易特别留意,发现其中端倪,以高昂代价从当时国内政府那里换取了两套基地建设组件,现在的越南国内早就没有任何政权存在。

在和平时期,阮文昌是海防市的一名政府高级官员,也是越南人民党员。肆虐的病毒并不因为人类身份高低贵贱而导致差别性待遇。阮文昌亲眼看着自己九岁大的女儿变成丧尸,妻子在上班途中失踪,年老体衰的父亲被几个邻居活活啃成骨头如果不是因为在政府机关供职,配车是一辆性能颇佳的越野吉普,阮文昌恐怕至今仍然还呆在海防市内,是死是活无人知晓。

得益于炎热气候带来的高作物产量,越南国内的难民没有遇到食物匮乏之类的危机。尽管如此,阮文昌逃出海防的时候,整座城市里的居民大半已经死亡。侥幸逃脱的难民分成两股方向,一路往北,一路向南。

往南,可以去岘港,去胡志明市。那里历来是越南政府重点经营的核心都市。就算爆发了病毒危机,也一定有着防御能力稳固的避难所。

往北,能够抵达首都河内。任何国家都不会因为灾难而放弃此类城市。相比之下,北上应该要比南下更加安全。退一步说,就算河内的情况比这里更糟,还可以选择绕开首都,前往更北面的中国。那个国家疆域广大,国力强盛,应该会接纳我们这些逃难者。

在这种理想化的思维驱使下,阮文昌和很多人沿着道路北上。沿途,他们不断遭遇到丧尸袭击。很多人被活活啃食,也有很多人感染病毒产生了变异。就在距离河内十多公里的一处军事哨卡,阮文昌还遇到了部分溃散的越南军队。那些军人用枪指着难民,咆哮着命令他们转向,返回被丧尸占据的城市。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在是非常时期,所有国民都必须为了国家安全而战斗。各地军营已经打开仓库,对所有平民分发武器。

难民的选择只有两种：要么拿起武器冲进城市射杀丧尸,要么拒绝服从命令被士兵一枪打死。

短暂的整备,的确遏制的难民群中的混乱。阮文昌和多达上万的难民被裹挟着,沿着来时的公路掉头回返,抵达了位于河内附近的一处重要军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