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戴笠恭敬地汇报:“四天前,校长本欲亲自到杭州,去亲眼看看钱塘江铁路大桥,正式就第三战区的申请做个了断,顺便也给前线将士打打气。但是,由于自十八日开始,敌军战机经常光临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的铁路、公路及长江航运,虽然每每被中央空军和西南空军赶走,但道路上随时遭遇敌机,毕竟不太安全,于是在二十四日的军委内部会议上,白副参谋长建议您与英国大使许阁森先生结伴而行,许大使刚好要到杭州去查看英国拥有一定股份的杭甬铁路的情况,英国是中立国,许大使的轿车上有显著的英国标志,委员长当时便答应下来了,随后军委会即通知了许大使,并要求对方保密。不想二十五日,苏联大使邀约您商谈军事援助的事情,于是没有成行,结果许大使喷涂有大幅英国国旗标准的轿车,遭遇敌军的空袭,许大使身负重伤,至今还昏迷不醒。”
蒋介石点了点头:“确有此事......”突然想起什么,蒋介石惊出一身冷汗:“你是说,那次轰炸是冲着我来的?”
戴笠点了点头,但随即非常遗憾地说:“我们加大了对南京电台的监控力度,并顺藤摸瓜,逮捕了二十余个某国间谍,但无一与高层的泄密案有关,所以我们揣测奸细采取了更为隐秘的情报传送方式。
“其实我们早就怀疑黄浚了,二十四日特务处得到您要去杭州的消息后,猜到黄浚有可能会把这个消息告知某国人,立即对其进行了严密的监控。那天夜里九点,黄浚突然雅兴大发,去了玄武湖,在湖边走了半个小时,其间和售卖金银粥的摊主闲聊,施舍了几毛法币给躺在玄武湖畔的难民,随后又和他的司机小王坐在湖边的一块大石头上说话,临上车前,他那司机在草丛里撒尿,另一个人也恰好在那里撒,我们监控了现场,不过却没有任何发现。就在我们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对象后,第二天许大使就出事了,黄浚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把情报送了出去。”
蒋介石想起那天军委会的情况,除了五位自己的心腹将领和白崇禧外,就只有充当会议记录的黄浚在现场,若真是有人泄密,无疑黄浚具有很大的嫌疑。他站起身,来回地踱步,眉头皱得紧紧的,沉思了好一会儿,才又转头问道:“还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校长,你还记得八月份中央军校、陆军大学总理纪念周开始那一天的情形吗?你决定亲自到会场讲话,却被奸细混入会场、准备在你讲话时突然行刺吗?当时从中山东路折进黄浦路的路上、军校大门口、停车场、会场主席台、会场内,军警和我们特务处的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严密监控出入之一切可疑人员和车辆,并核查通信证和车牌号,一一登记在案。就是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下,竟然有两名嫌疑人混入校园,被发现后又乘车绝尘而去,视我上万军警于无物。事后查证那车是行政院的,而那天所有行政院的车辆,只有黄秘书说他的车辆在家里车库没有开出来,其余的都有不在现场的人证物证。”
蒋介石越听越心惊,冷汗淋漓,过了许久,才又说:“这么说来,一切都是怀疑,至今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黄浚就是奸细?”
戴笠一脸沉重:“是的,侦查至今,尚无证据,不过黄浚的嫌疑,已经从我们特务处一百二十位可疑人员中,由中间一路升到了首位,毕竟许多绝密的消息,非黄浚所在的位置不能接触,即便用排除法,黄浚的怀疑也在首位。不过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掌握任何的直接证据......”
蒋介石摆了摆手:“继续加大监控力度,一定要有最确凿的证据,在此之前不得轻举妄动,不可打草惊蛇,说不一定,这个黄浚的背后,还有大鱼。”
“是!学生记住了!”戴笠沉声回答。
戴笠出去后,蒋介石开始琢磨黄浚这个人,此人是受汪精卫提拔而起,但却对自己表现得亲近,三五年黄浚受汪精卫指派,前往叙府督查民政,意图将安毅任命的川南官员一并拿下,结果刚下飞机,就被叙府方面以汉奸走狗等罪名抓了起来,若不是自己出面保人,估计已经给安毅给收拾了。此后,黄浚对自己表现得很亲近,多次在自己处理公务熬夜后,与自己聊些历史典故和风趣的故事,慢慢地便成为了自己的心腹......难道说,安毅给黄浚安的那个汉奸的帽子,并非无的放矢,黄浚早就投靠某国人当汉奸了?又或者说,黄浚根本就是受汪精卫的指派,充当双面间谍?
就在蒋介石头痛不已的时候,大本营第四厅厅长赵瑞匆匆走进办公室,向蒋介石庄重敬礼后,送上刚刚得到的两份情报。
蒋介石看完第一份电文,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某国政府宣布退出国联和《九国公约》的消息,宛若一记重锤一样击打在他心头,所有和平的指望就此泡汤,此后除了抗战,再无其他选择。
至于第二份电文,由于有了第一份的心理预期,反倒对他的打击没有那么大:敌军已于九时,分别在平汉铁路南北两线,同时向我军发起突然进攻,大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