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此时,第四厅、情报总局派出的特工人员,将蒙古各地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来,许多看似无聊的对话,邻居间的搭讪等等,都被准确记录,让安毅从这些信息反馈中,明白其实蒙古的大多数人民,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还是更愿意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
在苏联高层争权夺利陷入内乱的时候,乔巴山一度失去支持,代表大多数蒙古人民意愿的丹巴多尔济曾经统治过蒙古数年时间。
丹巴多尔济出身于乌里雅苏台的封建主家庭,从小受到中国《四书》、《五经》等儒家思想影响,同时又笃信喇嘛佛教。他的家庭在西部蒙古地区具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对人十分和善,因而深受西部蒙古地区的封建主、喇嘛僧侣和下层农牧民的爱戴。
丹巴多尔济的父亲曾在清朝为官,为政廉洁奉公,深受官民爱戴,清帝逊位以后,依然维持地方的稳定和繁荣,不参预“自治”闹剧,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多次嘉奖,也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与爱戴。十月革命后,乔巴山领导的人民革命党的革命兴起后,他极力反对,苏俄红军进库伦后,他多次请内蒙古和北京政府出兵,可惜未获成功。后来,孤身逃到了内蒙古。
丹巴多尔济认为,革命事关蒙古族兴亡,他不能置身事外,于是主动向贫穷的农牧民分发财产、粮食和土地,受到了民众的拥戴。
丹巴多尔济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外蒙古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对乔巴山等人的统治很不满意。经过精心准备,丹巴多尔济混入人民革命党里,又联合了几百名党员代表,在蒙古人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他上台以后,对乔巴山的过激行为作了纠正,禁止人们向各地的封建主和喇嘛寺院发动进攻,鼓励各地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同时大力宣扬,吸引外国商人到蒙古投资。
在思想上,丹巴多尔济一改过去那种空喊口号式的单调的苏维埃宣传,高举蒙古民族主义的旗帜,要蒙古人要为实现蒙古的振兴而奋斗,同时保全喇嘛教,并使喇嘛教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需要。
丹巴多尔济的执政,使一大批恢复权利的有知识的封建主走上了建设蒙古的道路。蒙古民族也因此大有“复兴”的迹象。丹巴多尔济政府的对内政策比较宽松,取消了乔巴山奉行的高压政策,尽量使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较大的余地,让他们比较自由地发展。
同时,丹巴多尔济秘密派人前往南京,希望蒋介石能够派遣部队驱逐苏联红军,进驻蒙古,使得蒙古置身于中央政府的保护之下,但由于苏联红军对中蒙边界控制严密,一直无法如愿。
可是,丹巴多尔济的统治并未维系多长时间,当斯大林巩固政权,重新对蒙古变得重视后,丹巴多尔济和他领导的政府,就被有着苏联红军支持的乔巴山推翻,丹巴多尔济和他的追随者,也被关进了库伦郊区的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这次东北集团军进驻库伦,甄别监狱里的犯人时,这些反对派的政治领袖,都被放了出来,当听到解救自己的是中*队后,感激得痛哭流涕,丹巴多尔济说,若不是忌惮长期驻扎于蒙古境内的苏联红军,他早就宣布蒙古回归祖国了。
不管其是真心还是假意,但至少这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安毅决定主动接见这些反对派领袖,就当前的局势交换看法。
刚开始丹巴多尔济还不敢置信,与自己交谈的,竟然是*中央的实力派人物安毅,但看到众多将军都称呼安毅为司令时,才终于信了,想到自己曾经看过的《模范营》、《铁血雄师》等书籍,再联想安家军对日本作战取得的优异战绩,信心大增,立即推心置腹,将自己的心里话合盘托出。
安毅和丹巴多尔济等人关门密商了一天,最后达成共识:
蒙古将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存在,但中国政府,尤其是安家军,要确保蒙古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蒙古议会将效仿东北集团军在东北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采取三三制编成,即军队代表、政府官员和民选议员三方面组成,其中民选议员占据议会总人数之一半,这样可以确保在制定政治经济等决策时,维护蒙古人的利益。省长由中央指派,政府官员由省长任命,议会有权力对省长的某些行政命令行使否决权。
安毅承诺,将帮助蒙古建立起完善的工农业体系,帮助蒙古人民过上好日子。当务之急是建设火电厂,争取在明年年底前,解决蒙古的用电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