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柳赫尔瞪了叶戈罗夫一眼:“谁说你有责任了?谁来制定计划都一样......咱们在远东的兵力有限,顾了头没法顾尾,顾了尾没法顾头。萨哈林岛与大陆间隔着条海峡,日军一旦进行封锁,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说到这里,布柳赫尔有些迟疑,想想还是说了出来:“同志们,我现在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若是成功的话,将一举扭转当前的不利局面,可若是失败,我们会输得很惨......”
看到布柳赫尔吞吞吐吐的样子,远东共产国际主席拉狄克皱起了眉头:“有什么就说吧!现在危机关头,有什么办法尽管提出来,大家帮忙参谋参谋,好的就实施,坏的就摒弃,说说又不会少块肉!”
布柳赫尔道:“是这样的,我琢磨着与其把大量兵力放到远东,与日军拼消耗,还不如收缩防线,战略性撤退......大家想想看,远东地区有八十万军队,我们可以把防线收缩到贝加尔湖一线,将铁路和公路悉数破坏,留下二十万部队在那一片山林地区阻击作战,日军将因为战线的漫长和补给的困难,锐气渐失,我们部队所承受的压力要小许多,我们手头也一下子多了六十万生力军。
“我们在中亚地区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如今战局基本上明朗,我们已经可以放心地把那里交给我们的盟友南华军,由他们去收拾残局,收缩后这部分机械化军团将会是我们最具威力的战略决胜力量。此外,我们在乌拉尔一线还有一百五十万军队,这样算下来,我们可以动用的部队超过三百三十万。
“受大清洗影响,莫斯科方面控制的军队一年多时间碌碌无为,各级主官水平参差不齐,我们承认其中是有一些天才型的将领,他们得到提拔和重用占据高位后,极大地刺激的了所带部队的活力,使得部队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更多的指挥员却是尸位素餐碌碌无为之辈,在这些人带领的部队里,指导思想混乱,思想和训练都一团糟。比如乌拉尔一线投入进攻的三百余万军队,战斗力就不强,以两倍于我的兵力攻打我军防线二十来天,寸土未进,让人不得不怀疑我们的对手还是那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红军吗?
“刚才互林同志说随着海峡被封锁,我们的石油供应将面临断绝的窘境,但是同志们,并不是没有石油,现在我们正在作战的乌拉尔至伏尔加河一线,可是苏维埃第二大石油产区,这片地区有罗马什基诺、奥伦堡、杜伊马兹等大型油井,年产石油可达800万吨,比起萨哈林可强多了。
“我的意见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向西,一路攻向莫斯科,反正情况最坏也不过就是个死,我们在座各位都经历了大清洗的考验,相信对于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们为什么不拼一把呢?若是运气好拿下莫斯科,逼迫斯大林投降了呢?到那时候,我们再集中全苏维埃之力,要驱逐日本人易如反掌,即便是中亚地区,我们也可以通过谈判从南华手里要回来,虽然安毅是我和柳申科夫、互林在黄埔的学生,但是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容不得半点情面。”
众人听到布柳赫尔的提议,议论纷纷,会议室里再次响起“嗡嗡”的讨论声。
叶戈罗夫眼睛一亮,细细琢磨一番,再起站起:“我支持布柳赫尔同志的看法。既然莫斯科方面可以公然引狼入室,想让我们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窘迫境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主动选择放弃呢?不知道大家看过南华叙府士官学校的军事教材没有,我从柳申科夫同志那里借来看过,其中《战术学》上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失地存人,人地皆存,失人存地,人地皆失。这很好地阐述了运动战的重要性,说明在敌人优势兵力下死守打消耗战是极不理智的行为。当前在日军拥有海陆空全方位优势的情况下,在远东适当放弃、拉长战线消除敌人所占有的优势,保存有生力量再伺机消灭敌人方是上上之策。
“布柳赫尔同志关于我们趁势进攻莫斯科的提议,可谓神来之笔。我们现在缺什么?石油!哪里有石油?乌拉尔到伏尔加河一线,也就是现在我们作为主战场的地方,那七十万平方公里地下,全部都是石油。既然有石油,而我们又需要石油,为什么不主动去争取呢?如今我们所占据的西伯利亚,拥有完善的炼油工业体系,拿到石油后可以马上转化为我们所需要的燃油,我们的坦克、飞机、卡车,在座各位同志所乘坐的轿车,才有动力,战斗胜利才有保障,否则,仗只会越打越艰苦,越打越没信心,崩溃是迟早的事情。”
作战部长列昂尼德大将极为振奋:“没错,向西,不断向西!如果斯大林一天不放弃战斗,我们将一直打到列宁格勒,打到波罗的海沿岸。此前我们思想都进入一个误区,认为莫斯科方面拥有人力物力的绝对优势,我们只能采取守势,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单纯的防守是防不住的,只有坚定不移地打出去,打痛敌人,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我们的命运。
“我们远东一直在坚持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扩充我们的装甲部队,训练一天也没有落下,而莫斯科方面的军队,却经历了思想和认识上的混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恢复坦克军的编制,目前的力量对比,并不是我们处于下风,而是我们的对手!”
远东军总政委斯米尔诺夫大将久经战阵,他也适时发表了看法:
“从根本上而言,我们和莫斯科方面同宗同族,并持同一信仰,我们比较容易获得苏维埃民众的认同。我们政治部派人跟随南华方面在中亚实施土地改革,那里的人民在获得土地后的欣喜之情,给我们的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农业集体化虽然可以极大地刺激工业发展,但对农民而言却过于残酷,我们要获得政权,就是要把握住最根本的东西——民心,而土地改革将会是帮助我们获得民心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