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三井财阀在华十分活跃，积极追求矿山开掘、铁路铺设业务和通信机械、电信、电缆、电气设备、纺织机械等产品销售机会，还多次参与日本政府和金融企业对华发放借款的筹款等工作。

二。年，“日华实业协会”威立，由日本大实业家涩泽荣一任会长、三井等财阀头目为顾问，网罗日本全国各地商工会议所的代表、与中国有关的企业代表为会员。这个组织协调集中了日本主要财阀的意志，由此形成了日本经济界干预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态势。

“日华实业协会“以二五年中国上海等地连续出现的抵制洋货事件为契机，积极活动起来。中国国民军发动北伐后，该协会更是频繁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表明其对外意向，提出了一系列军事干预、外交施压等保障并扩大日方在华利益的实施方案。

二七年三月至四月，日华实业协会接连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ge命采取强yeng干she政ce，涩泽荣一由幕后跳到前台，先后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和外相，明确要求日本军队干yu正在北伐的国民de命军的行动。

在这其间，涩泽rong一还hui见了jiang介shi的代biao戴ji陶

dangzuo派hua清jie限一一随后，蒋便发动了四yi二政bian，这不能不说与涩泽荣一、三井财阀等日本方面给予的压力直接相关。

因蒋介石下台曾一度中断的北伐于二八年四月重新开始，日华实业协会转为呼吁日本政府阻止北伐军进入东北，也不许张作霜返回东北，这促使关东军采取了针对张的暗杀行动。

日本经济界之所以提出“阻张“的主张，是因为张作霜的存在，打乱了三井等日本财阀将中国东北经济殖民化的步骤：首先，张作霜为筹集内战经费，在东北区域内乱发纸币，并介入三井物产等日本企业从事的大豆收购交易，让日本企业这项收益最丰厚的交易陷入“半死不活状态“：其次，张作霜严禁中国人将拥有治外法权的日本人租借满铁附属地和租借地之外的地方，租给日本人，一经查获就会处以逮捕乃至枪决的处罚，让三井等日企无法获得开展生意的经营场所；第三，张作霜军阀当局变换花样向在中国东北经营的日企征收苛捐杂税：第四，张作霜打算在东北全境自行修筑铁路线、架构铁路网，彻底架空日本人把持的满铁，即便东北控制权沿袭到张学良手中后，中国方面也竭力绕开了日本控制的旅大港，主动在葫芦岛建港，并陆续修通多条铁路线；第五，张作霜多次在与关东军、三井物产等财阀谈判时玩弄政治手腕，屡次让日本人陷于舆论尴尬，甚至还把美国政府、美国媒体也牵扯了进来。

在炸死张作霜两个月后的二八年七月，三井财阀推出了《对支问题，与列国合作还是自主外交》，这是一份对中国政局、中日关系、区域态势进行预测并提出日本对华政策建议的报告。报告特地提出，如果就中国政策不能与英美取得协调一致，日本政府应不惜单独派兵对华动武。

如果说此前三井物产等日本财阀、企业在对华扩张过程中，还采取的是为日本政府、军部出谋划策并提供物力支持等间接方式，那么到了*事变爆发、日本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之后，财阀的介入就变成了直接参与。

二九年，欧美列强均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次年日本也被迫承认。为规避中国国民政府保护民族产业的高关税政策，三井财团等日本财阀大量在华兴业设厂，形成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强烈挤压。三二年关东军侵略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后，中国民族产业彻底失去了东北市场，加剧了日本政商两界与中国方面的矛盾。

非但如此，日本军部还与三井财阀合作，在中国冀东等地区猖檄走私，斩断了作为国民政府主要财源的关税的根基，并进一步摧毁了中国砂糖、纺织等民族工业。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中国东北被纳入经济危机下的日本经济之中，成为日本过剩商品的大市场。三井财阀继续享有在这一市场对部分战略物资和紧俏商品的独家经销权，还积极在东北各地开展矿产、重工业办厂投资。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军队每打到一处，就由三井财阀迅速接管当地的中国国企、民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三井财阀还得到了许多欧美国家在华北和山东地区投资的项目。与此同时，三井物产与三菱合作代表日本军部，借助丰厚的收购资金和日军的武力，以半强制的方式从占领区民众手中廉价收购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任由占领区的民众接连陷入缺粮危机、出现大批饿死暴毙的个例。

在马来亚、缅甸和东印度地区，财阀控制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金融和商业活动，钢铁、化学产品、机械和机场等生产也几乎由财阀控制，如今断然放弃，对于拥有极大利益纠葛的财阀而言，自然是极为愤怒并不惜以拆台作为报复手段。

石原莞尔皱着眉头，自言自语地说：“难道澳大利亚新近获得的那些矿山、铁路、工厂、农场，还不能满足财阀的欲望？”

“没有谁会嫌手里的资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