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于家大院，在书房里，和王思宇聊了十几分钟，接到电话，走到窗边，轻声说了几句，京城市委书记于春雷的表情变得异常凝重，忙起身离开，驱车赶往中南海。

王思宇端着茶杯，走到窗前，望着外面阴霾的天空，轻轻叹了口气，拉了椅子坐下，摸起一管签字笔，在a4纸上写了‘官僚政治体系’四个字，不禁皱起眉头，在后面加了个巨大的感叹号。

于老的提醒，绝非危险耸听，如果把外面的高楼大厦，豪华汽车，以及各种带有显著现代特征的东西移开，一个与旧时代类似的官僚王朝便会赫然呈现在面前。

中国的官僚政治体系源远流长，它有着近两千年的历史，这使得它具有神奇的亲和力，惊人的适应性，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它可以与任何体制杂糅并蓄，相互融合，自成一体。

没有完成政治体制改革之前，若想进行经济层面上的改革，所采取的措施，只能是以保障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在当初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是近乎无奈的选择。

而这种以官僚体系为核心形成的利益集团，几乎垄断了国内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无论权力还是金钱，都会在这个利益圈里，私相授受，绝大多数人却被排斥在外，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别无选择。

尽管，这种发展模式，曾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但在数十年间，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使得国内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它带来的弊端，也显而易见。

诸如溃烂式的普遍化、社会不公现象日益严重，贫富差距逐年增大、以及社会各阶层间的裂痕日益加深，变得难以调和，究其原因，不受监督的官僚体系，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很难为绝大多数民众谋取福利。

官僚体系利用手中高度垄断的政治权力，直接介入商业活动，并主导着利益分配方式，离权力核心越近，就能分到更多的财富，其分配模式，带有强烈的封建等级色彩，绝非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

譬如，那些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极少是由于官员的无知造成的，绝大多数都是有意为之，并且从中央到地方，乃至上下级之间，早已是心照不宣的事情，这种化公为私的方式，就是定向的利益输出，也是变相的反复洗钱。

更为严重的是，种种迹象表明，由于缺少足够的约束，体制性的掠夺早已开始，‘化公为私’和‘化私为公’这两种财富转移手段，正在加速进行，无论是否发觉，绝大多数人都成为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