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的弟弟朱秩如娶宿儒吴道镕的女儿为妻。

朱执信家与朱秩如家开始同住屋檐下。杨道仪把部分家产分给了朱秩如。

我们回到广州即住进古家，直至古家拆卸重建。才一同租住天平横街陶家大屋，古朱二家贴邻而居，生活仍处处受古伯照顾。我们亦分别入学。

及至古家居屋改建完成，搬回仓边街，我们依然租住陶家。这期间，四叔（秩如）亦从日本学成归来，住在厢房，担任教席。外祖母也和我们同住，一家融融共处。

这几年间，舅祖莘伯公认为四叔年逾而立，该成家立室，遂作主为聘宿儒吴道镕之女为妻。当然是经过四叔同意而进行的。婚礼依旧俗办理：问名、纳采，以至亲迎等各式筹措责任，就落在母亲的身上。

四叔把储备的两个饼干盒藏载着的双毫，交母亲作开支使用。

陶家的屋，结构特别；进大门后即为一长廊形建筑。在廊左方建成七边过数进深的房舍。

即是说正门朝西，而各边厅房并排朝南；我们租住最里面的两边。为着招待亲友，就商借屋主的其他三边的空厅房作临时应用。迎亲用八人抬的官轿，一般揖轿门、坐床、撒帐等习俗都做足。门口亦有八音乐队吹奏；这不但增强喜庆的气氛，也借着音乐声将客到的消息传入内厅，好让知宾迎客。

随后，四叔暂住陶家，慢慢另覓居处，自立门户。四婶是个贤良柔婉好太太，亦是一个勤俭慈爱的好母亲。当四叔搬出自住时，母亲心想四叔既已成家，先人所遗下的东西，不论多寡，总该分给他。回顾爷爷遗留可算値钱的物品，祗怕仅为神台上的香案（一副用作插香烛祭祀用的五件锡器）。于是买备一副供四叔家用。自此四叔和我们也就分门别户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