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各种税费之后的收入。相比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拥有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无法计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自有住房，都没有计入家庭收入。

但根据国际惯例，即使是自住房屋，也应当把租金按市价计收入，如果计入这方面，则城乡之间、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而更进一步，全国数千万公务员，享有公费医疗，这也完全不被计入现有的统计。

例如一个大城市公务员家庭，可支配收入可能每个月五六千元，但他们在市区拥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出租，每个月会产生市价三千元的租金收入，而他们又享有各种实物福利和单位组织旅游等，很多家庭甚至从不需要从市场上买米买油，家里大人小孩享有公费医疗。

这种家庭，收入至少被低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至于各级干部享受的专车、司机、秘书、高干病房等待遇，就更没办法统计了。

除统计口径之外，调查过程中，各地统计局限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每年所能做的抽样调查，样本数量极其狭一般的抽样调查，至少要求千分之一的抽样率，而国内的抽样调查，往往仅达到万分之一。

“内陆地区的统计抽样数据，情况更糟。”孟彤对江风说道。

江风点了点头，他也是学过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知道要做抽样调查，就要尽量做到样本均匀分布，也就是说统计的数据越像是，结果会越准确。而目前的现状是，统计局会与被抽取的片区居委会协调，由居委会帮助挑选愿意配合的家庭，这当中遇到的困难更多。

而即使愿意配合的居民户，也很难确定他们是否如实填写申报财产和收入，往往高收入家庭都倾向于瞒报收。这就造成了统计局公布的高收入人群调杳中，高收入人群的二十大职业，既没有公务员，也没有央企职工，而所有接受调查的人员中，最高的月收入不过就是堪堪才过了一万元而已。

“你们中国调查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如果不能确定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就无法提出准确的解决方案。”江风对有些不解的孟彤解释道，“如果贫富差距的原因搞不清楚，那么就无法采取正确的解决手段，其实现在国内的收入差距问题非常复杂，真正解决问题的手段应该是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而非对高收入阶层统一收税，加重中国人本已十分沉重的税收负担。当然了，这并不是我反对向高收入阶层加重税，事实上目前国内应该对年收入过百万以上的人群征收重税，比如说征税比例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五十，这样才是比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