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些四十来岁的青年官员们，按说是前途光明的。只是，在面对人生的抉择之时，他们选择了错误的方向。

这些人的犯罪事实，可以分为两个时期：wto前过渡期和商务部成立初期。

1998年－2002年，正值中国加入wto前后，政府开始大规模清理对外经贸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企业在涉及相关法律问题请教他们时，双方就形成了利益关系。有了他们的加入，许多需要赶时间的项目，他们都可以帮助企业加快审批进度，抢占时机，提前布局。

比如说1998年经贸委印发关于国有企业利用外商投资进行资产重组的暂行规定，其目的就是维护国有资产权益、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但该规定过于简单，没有明确的实施细则。

此时恰遇外资并购内地国企的第一波热潮，在一些人的眼里，国有股退出、外资进入似乎成了国企改革的一个定式而被纷纷效仿，但这个苗头也颇受争议，外经贸部在审批时也越来越谨慎，审批者因法律法规不完善而拥有较大自由裁量空间。

就这样，他们这些人最终围绕着合资企业上市、外商投资审批、企业并购和反袭断审委等，利用立法设租、审批游说、咨询代理等方式组成一条罕见的审批流水线，其设租寻租手法高明，除了自身出卖公权牟利，更将法律模糊地带的自由裁定运用至极。

可以说，这是一群吃技术饭的官员小团体，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反腐新发现。

2003年至此次案发之前，为内、外贸管理统一之后，外商在华投资、内资赴境外上市出现井喷。行贿者如和记黄埔、长实投资，以及黄光裕运作国美电器在港上市等。

对应于这七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金额出现两次波段，其中1998年至2000年间呈下降趋势；而2001年至2003年则出现高增长。外资在华涨落之间，正是相关政策更迭之时。这其中的任意个案，均现一条阡陌相交、利益共沾的外资审批寻租链；而这七个人的系列案的完整版本，则展现了由“链”变“网”的系统性制度。

一个依托权力而生的利益共同体，从监管者到寻租者仅转身之间。

在这一次出手狙击江氏集团的外资中，不乏一些比较熟悉的名字，比如说和记黄埔，比如说淡马锡财团，比如说长江实业，还有一些美国财团的影子在出现，让人感到非常吃惊，霍然发现原来已经有这么多外资开始对国内的国企蛋糕开始动脑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