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宝安那个地方，曾有一度，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七角到一元二角左右。

而听说，香港的农民劳动一天，就能收入六十到八十港币。

大家感觉这两者差距悬殊近百倍，实在刺激太大。

甚至有人传出了这样的话：

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

当然这八分钱是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所用的邮资。

还有这样的说法：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

这些都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港。

有时候，一年时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

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

但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却始终活跃着。

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

以深圳为例，在不少文件里记录，“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

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数字：

1954年到198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198年的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第四十一号文件。

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并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

从此，深圳正式定为“经济特区”

而这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