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生一个孩子，对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推行这一政策前，198年，中央专门召开了五次会议讨论是否可行。

在北方，确实流传着“老大憨、老二精、出坏主意的是老三儿”的俗语。

198年3月，作为人口理论的研究者，田雪原受邀参加了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办组织的五次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国家领导人、各部委领导和一些专家学者。讨论的焦点是，实行只生一个的政策到底可行不可行。

座谈会的讨论非常热烈，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所决定的，将要影响中国的每一个家庭。

一些现在看来很奇怪的问题，也被慎重地看待。

一名领导人提出，民间有种说法，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会不会导致国人的智力水准下降？

有人提出，如果只生一个，会导致若干年后，出现大量的421家庭。

这种家庭，就是四个老人、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

这会导致老年人比例过大、年轻的夫妇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

而也有的专家回应说，考虑421的2，都是独生子女，本身概率偏小，加之老人的自然死亡率，这种家庭不会太多。

这五次座谈会，持续了近三个月。

“只生一个”的决策被确定下来。

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而这个时候，万慧来已是生了“小三儿”的人了。

春天的杨小艳怀孕的时候，万慧来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

其实薛余的名字，早在怀上他的时候，万慧来就给他起好了。

在她的心里，薛余，却是多余的余。

在薛余生下来的半年后，一个冬夜里，杨小艳，也在同一间妇产产院，生了小孩。

万慧来在那间产院生的是儿子，杨小艳说自己如果住进这间产院，也保准能生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