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荆州瘟疫尽除。

同年沉晨又遣人前往巴蜀，派了不少荆州经验丰富的医师寻诸葛亮。

诸葛亮和庞统立即调拨医师和大量对症的药材送往前线，帮助刘备解决军中瘟疫横行的问题。

等到建安二十二年年底的时候，荆州和益州的瘟疫基本上就已经消除干净，波及的人口和范围，也仅仅只有数十万人而已。

而北方就没那么幸运，瘟疫造成的影响就极为严重，波及范围遍布曹操治下所有地方，病死之人不计其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特别是底层百姓，一个人感染全家遭殃，有的时候瘟疫一来就是灭门灭族，甚至往往一个乡亭一个县城的死人。

如张仲景自己家族二百余口，死得十不足一，传染极为迅勐，便是瘟疫的可怕之处。

曹植亲眼见到了瘟疫带来的伤害，写下了《说疫气》。

随着这场瘟疫，北方的人口骤降，扬州的人口也下滑了不少，只有荆州和益州迅速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及时止损，才没有让疫情扩大。

之后张仲景不忍北方百姓受苦，求沉晨将《伤寒杂病论》以及《青囊书》印刷成册，救治北方。

那个时候疫情来势凶勐，短短数月间席卷了整个大汉，荆州和益州也疫情严重，沉晨也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平定。

在救治北方这件事上，即便他有那圣人心思，选择帮助敌人治下百姓，当时他也是有心无力。

但等到年底好不容易把荆州益州的疫情控制住，听到张仲景的请求，沉晨也是没有犹豫，选择了大量印刷这些书籍，派人送去北方贩卖。

这样一来是控制北方疫情，防止北方百姓再遭劫难。

二来也是为了自己。

由于疫情蔓延，河南民间出现了大量死难患者。

因为南阳被沉晨的疫情条例政策暂时控制住，情况比较轻微，使得很多人以为南阳可以救治，于是大量百姓拖家带口选择跑到南阳去。

曹洪那个时候自己也被军中横行的瘟疫困扰，得知百姓大批迁移南阳，并没有阻止。

首先是无力阻止。

其次是让疫病者去敌占区也不是一件坏事。

于是默认了此事，甚至开关放闸，以至于至少有十万以上百姓迁移至南方。

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后来张仲景出手相助，让沉晨勉强控制住了南阳疫情蔓延的问题，也会因为不断有新的病患过来而继续造成大规模传染。

他又不可能屠杀患病百姓。

所以让治疗疫情的方法传播到北方去，就是最好的选择。

在这一点上沉晨发挥了自己的优点，与周不疑进行了多次分析，研究其中利弊。

从理性和实际利益的角度上考虑，北方疫情越严重自然越好。

反正南方疫情已经控制住，即便不断有新的疫情蔓延过来，他遭受的损失一定会比曹操小很多。

如果能以损失荆州益州一百万人口的代价，换取曹操治下失去五百万人口，那么对于将来南北对立，季汉收复北方，将少了太多阻碍。

但从感性和预计利益考虑的话，他应该出手帮忙。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天下百姓皆苦，大家终究都为汉人，又何必因你是敌占区百姓而视如仇寇呢？

而控制北方疫情蔓延，也能帮助南方疫情不再次复发。

所以这是一件好事。

最重要的是趁着这次机会，沉晨可以在北方民间大肆进行文化宣传。

他本身就是当世大儒，着作有《诸子言》《沉氏经集》。

前者是徐庶编写，记录了以沉晨为主角，他与诸葛亮、庞统、徐庶、司马徽、庞德公等人的对话。

其中包括了对汉朝弊病的分析，对人性的讲述，以及“知行合一”的理念等等。

后者是沉晨以及诸多弟子一起编写，记录了沉晨教育弟子的经义。

两本书经过印刷，传遍天下，世家门阀无不收藏，连曹操自己都在看，本身沉晨在北方学术界就有一定地位。

此时再帮忙治理瘟疫，正好可以进行一场文化入侵，收拢民心，为将来平定北方做铺垫。

只是这种民心利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远不如北方少了大量人口这种利益来的实际，所以才说是预计利益，而非实际利益。

但当张仲景让他帮忙的时候，沉晨的选择是没有任何犹豫，这些利益和感性理性分析，也是他事后与周不疑商议的时候复盘出来的结果。

因为沉晨本就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哪怕出手相助没有任何好处，只要是他能力范围内，该帮还是得帮，该救依旧还是要救。

淋过雨的孩子，终究会为他人撑起一把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