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无法得到实施，但孔子之伟大在于“知其不可行而行之”，他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后世。孔子因而在回到鲁国之后停止了直接的政治活动，一面继续整理文化典籍，修订六经；一面广收弟子，大规模的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相传教授弟子3余人，其中精通六艺的弟子有72人。

晚年，孔子的最得意弟子颜回不幸早逝，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儿子孔鲤亦早逝，孔子在“道不行”和这一连串的打击之下，笔者猜测孔子的身体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农历二月十一日73岁时（72周岁与世长辞。

孔子的先祖是殷末纣王之庶兄微子启，启奉商祀，封于宋。六世祖孔父嘉，始以孔为姓。五世祖木金父避难奔鲁，后乃定居鲁国陬邑。父叔梁纥为鲁武士，以勇力闻于诸侯，晚年与颜氏女徵在结婚而生孔子。

孔子幼时常以陈俎豆、设礼容为戏。3岁丧父，受教于贤母徵在。15岁立志于学。年轻时曾做过管粮仓、管放牧的小官。相传，他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34岁时鲁大夫孟僖子之嗣孟懿子及南宫敬叔来学礼，从此，孔子开始授徒讲学。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鲁国内乱，孔子不满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擅权，离鲁至齐。齐景公想任用孔子，但遭晏婴等人的阻挠。不久孔子返回鲁国，开始整理诗、书、礼、乐，并扩大教育事业，弟子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

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1年)，孔子被任为中都宰，颇有政绩，“一年，四方皆则之”。于是，由中都宰迁为司空，后又迁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年)，齐鲁夹谷之会，孔子相礼，临事兵礼并用，鲁国取得了胜利，收回了被齐国侵占的郓、灌及龟阴之田。后摄行相事，“堕三都”、抑三桓。孔子计划失败后，乃借口“燔肉不至”，带领弟子离开鲁国。时孔子55岁。自此，孔子开始了14年的周游列国的漂泊生涯。其间虽“干七十余君”，终无所遇。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回到鲁国，时年已68岁，鲁哀公和季康子常向孔子问政，但终不起用。孔子晚年集中精力从事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病逝。

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汇集在《论语》中。《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也较可靠。

在孔子哲学中，最高范畴是天，天是人事的最高决定者。《论语》中有不少有关的记载。《子罕》记载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据《述而》记载，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时，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不仅认为他的生死由天决定，而且还认为，他的“德”，他担负的复兴文化的使命，也是天赋予的。孔子承认天是主宰，认为有天命存在，认为天命决定着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社会的兴衰治乱。孔子在相信天命的同时，对周时盛行的通过卜筮探求上天意向的作法持否定态度，并且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人们应该顺应天命而积极努力，不应该消极服从天命，放弃自己的努力。因而他特别强调“为仁由己”。这些思想与传统的天命观是矛盾的。它构成了西周天命观向战国唯物主义自然观转变的过渡环节。

孔子没有明确否定鬼神，但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于人死后是否为鬼，他采取回避态度。他的这些思想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孔子一生思想学说的核心是“仁”。“仁”这个概念在春秋时期已广泛使用，孔子却赋予“仁”以新的涵义，使其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据《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他又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所以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仁”表现于现实生活之各种关系的具体准则，就是“礼”。孔子把礼视为维护旧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认为它是区别华、夷的标志。对于周礼的完美，他赞叹不止。但孔子重视周礼着眼于大节，细小之处也有所损益。他认为维护周礼，须从“正名”入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无所措手足”。

政治上孔子提出实行德政。所谓德政，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在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对民宽刑罚而重教化。他反对统治者无节制地剥削人民，认为过分的剥削会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国有家者”的大患。他反对“不教而杀”的纯任刑罚的苛政，主张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了实行德政，孔子还提出“举贤才”的政治主张，这就突破了奴隶制度的“礼不下庶人”和用人上的“亲亲”原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孔子很重视道德修养，他要求人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认为必要时可以牺牲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中庸是孔子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为此他主张对性格过于进取的人加以遏制，对性格谦退的人加以促进。他提出“自讼”等修养方法，主张在博学多闻的基础上进行反省，学与思结合，言与行一致。他总结自己的修养过程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首创私人办学的教育家。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如何，只要交上束修，都可以做他的学生。他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出身于“”、“鄙家”。孔子教育目的是培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他说：“学也，禄在其中矣。”认为学生学习是为了“干禄”。他把“文行忠信”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把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排斥在教学之外。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他主张治学先要立人。他重视温习的作用，主张“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在教学中注重启发、诱导、有的放矢，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注意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对象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在言教的同时也注重身教，要求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是春秋时代渊博的学问家。我国古代文献的整理，亦开始于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删《诗》，定《书》，“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他又据鲁史而撰《春秋》。儒家《六经》都在不同程度上经过了孔子的加工整理。对于孔子的历史评价，历代出于不同之需要，褒贬各异，但对孔子的历史影响之大，却是一致赞同的。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的名声大著，被尊为“至圣先师”，自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至尊地位被正式确立起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虽有一些人对孔子持批评态度，但其地位并未因此而动摇。

孔子的容貌可谓是“奇人异相”。他身高1968cm，相当于古代版的“姚明”。孔子刚出生下来的时候，头顶中间凹陷，就好像是一个山丘，他的母亲看到后以为是一个怪物，甚至差一点将他抛弃。长大后的孔子容貌上也存在着多种缺陷，包括鼻孔外翻，眼睛凸出，大暴牙齿，大耳垂肩，双手过膝，身材不匀等特征。但是这些仅仅是孔子的外部形象，“人不可貌相”，只要与孔子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温和而充满正气，威严而不凶猛，谦虚而和气的内在气质强烈吸引。而且，孔子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他臂力过人，曾单独推出陷入泥潭的马车。孔子酒量也是深不可测，周游列国，豪宴百次，以一挡十，但是从来就没有喝醉过。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

孔子主张的较低政治目标是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