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承认，王锡爵所说的也是事实。

这些年，随着大明对外扩张，尤其是大明前线官兵中，有的将士对待当地土人贵族做的太过了些，也的确让许多缅甸、日本、吕宋等被征服地区的土著贵族对大明更加不满。

而这些贵族中，有激进者，已经不惜变成海盗，勾结沿海巨族豪右，袭掠海疆。

虽然大明因为海上实力一直很强，使得这样的事件一直都是小规模事件，没有出现嘉靖朝那样的大规模海患。

但因为大明海疆太长，且开海以来，出海的官民海船太多，所以即便大明有很多水师，也有大量厂卫，但撒出去，也难以处处盯着每一段海域，每一个沿海村庄。

这就和朱元璋时期，大明卫所制还未大坏，天下兵马很强，锦衣卫也很强，但依旧难以避免有倭乱一样。

而承担这些袭扰所带来的恐慌与不安代价的，都是南方沿海士民。

偏偏海利如今又大部分在朝廷手里，对外扩张的红利也大部分在朝廷手里。

所以，这就相当于，代价是他们南方士民承受，好处却是京城的皇帝和居住在京城的权贵们占据，自然也就让南方士民更加不满。

南方士民也就对此有很多怨言。

毕竟人性就是如此，不患寡而患不均。

如果在承受恐慌和不安代价的同时，还能拥有很多好处，自然就不会这些怨言。

而现实却是，因为皇帝在北都，所以政治中心在北方，以至于增加的蛋糕大部分都归了北方。

不过，朱翊钧虽然承认王锡爵说的是事实，他也不想因为要考虑南方人的感受，现在就开始有意识地要进行战略收缩。

何况，他比王锡爵这些人多一层的优势就是，他来自后世，他知道蒸汽机出现后，还会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所以，朱翊钧在王锡爵说后就直接说道：

“王卿说的也有理，既如此，将来让太子监国于南都吧，这样的话，朕是想不顾南方士民之怨都不行啊，毕竟谁没爱子之心呢？”

王锡爵听后怔在了原地。

反而是沈鲤先言道：“陛下圣明，东宫虽不宜过早干预军务，却是宜提前知晓国家财政管理之艰难的！且未来之君为东宫时，若因在南方，不得不为南方富商巨贾争，将来回北都即位，节制天下兵马时，就得为天下军队而争，如此便不得不权衡利弊，也就知道如何燮理调和南北。”

“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