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第二日，张居正上朝时，其本人就如这件事没发生过一样，而继续按部就班地处理起政事来。

不过，在这之后，整个朝堂倒也因此彻底地安静了下来。

最大的事，也不过是，陈瓒以忽染疾为由，请辞左都御史官，与刘台、傅应祯二人，于诏狱暴毙的事。

总之，万历四年接下来，一切似乎变得风平浪静。

南北两直的清丈田亩也进行的更加顺利。

无论是皇亲国戚、勋贵等权贵，还是士绅豪民，都更加地配合朝廷官僚，对他们的田地进行清丈。

甚至，一些权贵官绅还亲自请官员们来尽快对他们进行清丈，说是要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

于是，在万历四年的六月底，南北两直的清丈基本完成。

大量隐田被清丈出来，大量由权贵官绅积欠的逋赋，也被追缴了上来。

当然，这并不是这些权贵官绅真的开始转变过来，开始心甘情愿地让朝廷割自己的肉。

只是因为，有家有产的他们，在意识到两宫太后也镇不住张居正后，就知道除非真的造反，他们目前，是没有别的办法压制张居正的。

但也正因为他们有家有产，所以他们还真不敢像走投无路的老百姓一样舍得一身剐，而敢去揭竿造反。

他们作为有产者，有天然的懦弱属性。

毕竟，他们不是五代以前的那种养有大量部曲，且在一州一省之地，有绝对控制权的真正世家。

要知道，如今的大明，富庶地区，光一个县就有好些个士族。

关键，这些士族还都是貌合神不合的，互相争水争田。

哪怕同宗都要想着吃绝户、争族产。

以致于，只要县令有手段就能制服这些人。

而让一个外地来但拿着朝廷钦命的县令，可以成为真正的百里侯。

而表现在朝堂上，就是各地的士大夫，为争进士名额，为争朝堂上各类实权官职，而暗自角力，互相争斗内卷。

这种争斗在大明初期就开始出现，如南北榜案。

而在大明后期，也愈演愈烈，出现了浙党、楚党、东林党、晋党，各种代表地方利益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