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这么吩咐后，就起身看向了窗外。

而窗外这时已是黄叶满庭阶，只待被一阵狂风卷个干净。

建设新的礼法，是由余有丁根据实学思想首倡，他和申时行、方逢时等执政公卿达成一致的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新政。

虽然新礼是以托太祖本意复古礼之名，而改理学大兴后的内敛保守之礼，但实际上，新礼是再次强调华夷之别和同袍之义，在要求卑者敬尊者之外，还开始立法要求尊者也以仁以礼待卑者。

申时行、方逢时、余有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因支持张居正改革而起家的，而他们要想保住权势，就得继续延续张居正改革的路走下去，承认改不适宜之政是正确的，是必须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名正言顺的继续坐在高位上。

只是改着改着，当改制到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在思想上动刀，进而以更加巩固自己这些改革派在执政行为上的正确性，而彻底摘掉乱礼坏法的奸党帽子。

不过。

申时行、方逢时、余有丁这些地主阶层出身的官员，能愿意继续改制下去，进而开始对真正让大明帝国裹足不前甚至开始后退的礼制动手，更重要的还是皇帝朱翊钧自己没有站在旧礼那边，即保守派那边。

朱翊钧这么选择，除了因为来自后世的他知道旧礼本就会日益崩坏，本就会导致中华要为外夷欺压外，就是他自己也不想被旧礼束缚。

基于“灭人欲、存天理”思想建立的旧礼，如果继续统治这片土地，那么，除非皇帝是异族皇帝，有自己足够制衡汉人地主阶层的本族军事集团，否则，皇帝也会不得自由，也会变成旧礼的奴隶。

而那样的话。

皇帝要么摆烂要么叛逆，但无论哪种只要不改旧礼，对百姓和国家而言都是灾难，相反，异族皇帝可以依靠这种礼制既不受旧礼约束，又能依靠旧礼控制全天下的人为自己驱使，真正实现除朕之外，皆为奴才。

所以，朱翊钧宁肯把全天下汉人更加当人，宁让内阁等有宰相之实，也不愿意为了让自己真的可以奴役天下汉人，去支持旧礼。

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如果想绝对自由，我行我素，就会导致绝对的不自由。

朱翊钧虽然不愿意尽灭己欲，而沦落为旧礼奴隶，但也愿意不尽随私欲，使私欲有度，而求更加怡然安详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