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越立朝以来，为了消除内地治安隐患，禁厢军除了将各地作奸犯科的囚徒流配充军外，更主要从历年灾荒所产生的流民、饥民里招募青壮终身为卒。

为了消除不良兵员对军纪的破坏，大越军中实行严格近乎残酷的“阶级法”，甚至赋予每一级武将军吏对下一级将卒拥有生杀大权。

然而又为了限制统兵将领对将卒的人身控制，避免统兵将领“暴走”的可能，朝中除了长期以来维系以文治武、以文御武的传统，压制武臣地位，惯常任命文臣负责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外，又执行极其严格的“更戍法”。

不仅中高级统兵将领每隔两三年需要在不同的营伍间调动，普通兵卒也会每隔一段时间在不同地方间进行轮替驻守防戍——总之最大限度，把传统的，将帅与底层将卒之间的紧密关系打散开。

由于禁厢军主要从流动无根的流民、饥民里招募青壮为卒，又实行终身制兵役，这也就导致庞大的将卒家眷人群，也只能跟着在不同的驻区、戍区之间奔走，没有办法长期在一个地方扎根下来，无法稳定的从事生产——这也导致朝廷拔付给将卒的兵饷及各种功赏，需要囊括其家小的生计。

这也导致大越立朝以来，禁厢军战斗力孱弱的同时，军资开销还极其庞大。

由于大越立朝以来，北部以及西北部所面临的两大强敌，党项人、契丹人内部存在种种问题，这使得大越以牺牲对外进行武力扩张|军事实力以及军资靡费为代价，确实也大体保证了内部一百五十多年的长治久安。

其间偶尔也有地方发生动|乱，但无论是烈度还是时限，都要远低于前朝。

不过，赤扈南侵，汴梁沦陷，双方近百万大军对峙于秦岭-淮河一线，哪怕以周鹤、高纯年、顾蕃等人为首的士臣群体，再想恢复大越初兴时“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臣操控武将生杀大权”时的盛景及规制，也不得不承认严峻形势此时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哪怕是为了维持住江淮半壁山河，诸事还是需要从权处置。

为保证防线稳定，更戍法此时无人再提。

徐怀与郑怀忠、葛伯奕、韩时良、顾继迁、高峻阳等统兵将领在朝中的地位，也远非汴梁沦陷前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