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有那么多外国商船跑到宁波，则是因为康熙皇帝在挨了黄宗羲的批评后，也觉得大清朝过往的许多政策都有点“自残”，特别是迁界禁海，简直“自残”到了脑残的地步，不是他这样的圣君应该做的。

而且由于广东、福建两省的陷落，残明势力已经满血复活，迁界禁海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于是就在咨议会议开始前，康熙就下旨废除了极其不得人心的迁界禁海，同时还开放了宁波、扬州、天津三地为通商口岸。而其中宁波口岸又是三大口岸中最大和最繁忙的一处，不仅有许多西洋商船来港贸易，还有不少福建、广东的商船在郑经的指示下，打着“琉球贡船”的旗号去宁波做买卖——这当然不是通敌，而是为了将江南出产的丝绸、棉布运往广州，以巩固广州的“海京”地位。

同时也是为了对大清治下的江南进行渗透，那首颇为伤感，而且寓意独特的《送别》，就是朱和墭命令这些“琉球商人”传播到江南去的。

许多“守护”一县的团练使，也都得到了朱和墭命他们“保境安民、等待天兵”的亲笔信。

而范承谟、于成龙虽然也知道这些“琉球国贡商”来路不正，但是为了多得一些关税，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看见范承谟还在犹豫，菲戈又补充道：“制军，其实雇佣商船参战是西洋列国在海上开战时候常用的方法。因为海上风波险恶，又没什么王法，所以跑远海的商船都非常坚固，而且都装备火炮，足以应付海战。

甚至在西洋那边，各国的君主还会在海上交战开始后颁发私掠许可证......就是准许本国海商合法地出海打劫敌国商船。”

“这不成了强盗之邦了？”范承谟吃了一惊，连忙声明道，“我大清是礼仪之邦，是万万不会发强盗牌照的！不过临时雇佣西夷的武装商船去剿贼倒是可以考虑。如果这些西夷武装商船在海上碰见伪明的商船，自然可以将之俘获或击沉，所得的财物都归西夷武装商船所有。

于山，你看这样可行吗？”

于山是于成龙的号，于成龙是浙江按察使，这个出海抢劫是否合法的问题，他当然是权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