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心情倍好，“归家”心切，自沧北一路南下专抄近路。

到了宋国此时，整个社会的社会治安只是表面恢复了稳定有序祥和，统治秩序看着正常，其实到处人心浮动莫测，到处暗藏着怨愤、不满、焦虑不安茫然、贪婪和凶机，单身在外穿州过府已经是件很危险的事。

不说各地的官兵、衙役、乡兵、村长、保长、酒店多是凶强有力的坏蛋充当的或霸占经营的，行为常常形同匪徒，还是披着各种合法外衣的官匪，就是普通人中也有太多人明面是守法良民甚至一眼看去是老实巴交堪称淳朴憨厚的老农老妇，实则随时也可能化为谋财害命的凶残歹徒

社会巨变太猛烈，太意外了，对人心的冲击太大了，宋王朝的统治力虚弱不堪，前途未卜，宋国和宋人的未来不知会怎样，人心猛烈失衡，必然变得凶狠刁钻冷酷自私唯利是图。

儒教政权为了长久稳定享受统治特权而拼命愚民，历来强调非依赖良好公平的国家体制法制治国而着重靠所谓儒家道德教化形成的民风民俗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论调和有效性，已经事实上彻底崩溃了，清晰证明了靠道德体系对人心的约束力保障社会阳光稳定，作用是多么低多么不靠谱

天下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什么都敢干，或为了夺取别人的利益，什么都想抓机会试试，杀人放火不算什么，只要玩得高明无人知残酷的现实也逼得人不得不自私凶狠，否则别说趁着国家动荡控制无力的机会抢到无主的财产翻身当地主当老板就是原有的财产和生活保障也极可能被凶强者抢走而失去一切，甚至命都难保民间就出现一种矛盾的奇怪现象：越发冷漠自顾自的一盘散沙，同时却又奇怪的高度团结。

当然是对外时高度团结。

不依靠集体的力量对抗外侵就无法保证个体的权益，也无力有效大抢外人的利益获得更多，个体的力量太渺小了。这时候的宋国已经不是所谓孔圣提倡的“孝悌伦常高于一切，纵然是罪恶也应该亲亲相隐才对”，是进一步提升的本村本地本集体的罪恶相隐。只论是不是“自己人”，不管是非对错是不是非法以前也是这样，但只是相对理性有限度的，对罪恶一般不敢随便相隐，如今却是彻底放纵开了，全社会公开化了杀了你，抢了你，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是外人，而凶手是我“自己人”，那就得保，你死不死冤枉不冤枉的，与我无关，是你该死该倒霉

没有外敌时，必然就会内斗。家族与家族之间，甚至家庭内部之间为利益或口嘴红眼相互下狠手，闹出人命来也未必需要担心，这时代讲究民不告，官不究。尤其是如今，官府哪有心思搭理民间这种小事必然越发一盘散沙。

行路难，路途太凶险，有人为的一面，还有野兽威胁的一面。人少了，地盘收缩了，野兽就自由了

这时期只有势力大的家庭或组织团体以团队形式才有能力在国难后重新开始远行贩运经商当然利润也更大

社会不安全，到处可能是坏人，武松当初和兄长返乡时就已经经历过了知道了。

但正所谓艺高人胆大，武松不怕路途凶险。

当初他能护着哥哥数百里跋涉安全返乡，能逃避官府追捕专走偏僻小路独自千里迢迢逃到沧州，如今他有一对趁手的宝刀在手，经历了战场厮杀和各种社会磨砺，有了更多自保经验和实力，那就更不怕一个人在外流浪了。

这一路南下他也必然遇到些波折，但他的高大雄壮威风，一看就不是好欺负的，这为他减少了不少麻烦，有依仗各种势力的不开眼的家伙就是敢弄一弄武松，夺马，敲诈甚至直接强夺了钱财，也被武松反弄了有黑店黑村黑农家什么的玩阴的，下药武松也够机警聪明敏锐，总能逃过算计，反教训反杀反抢之他不必再担心犯罪，遇恶尽可放手而为，事完拍屁股快马走人就行了，以这时候的官府的能力和职责心，哪会管一般的民间这种小事，想管又哪查去。

即使是在先进的科技时代，警察也最头疼过路犯作案，何况是什么都落后的不行的古代。只能悬案挂起来不了了之。

路途凶险并没有影响武松的心情。

这一日他照常抄近路走的山道，突然路边树林间跳出四个蒙面大汉，一个持剑，三个持刀，制式军刀。

武松一勒马，就听持剑的那位粗声大气高声喝道：“打劫。不想死就乖乖留下马匹财物。”

武松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