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王朝对外则又是另一副面孔：反应灵敏迅速，屁大的事也极其重视，行事谨慎，从君王到满朝官员齐心协力勤奋日夜反复细思，方方面面考虑极周到极及时，对外人必须文明友好温柔体贴有礼慷慨大方义气重信誉形象，决不会出现简单粗暴，谁敢对外国友人粗暴，那就是毁损国家形象的了不得政治大事故，是高官也得吃不了兜着走，更别说是屁民了，哪怕这个外国仅仅只是个荒蛮到根本没几个人的、说没了就没了的杂毛野鸡国

这，难道不奇怪吗？

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连谁亲谁疏、谁近谁远、谁才是王朝立足根本，这样的里外都分不清

而这种古怪政治传统风气是汉隋唐时期所没有的。

即便是戴着天可汗大帽子高喊着“吾惟爱天下各族如一”的唐太宗，那也照样里外分得极清，是我的人我的民我爱之护之，不是我的我岂管你死活尤其是敢对大唐及子民挑衅甚至侵犯的，我必杀之灭之。

说起历史，我们总爱提到汉唐。

汉武帝是个最典型的独/夫皇帝，用尽国民的性命财力打仗，战争收益，比如牛羊，多得吃不完，放那白白老死了，随便埋了烧了浪费掉，也决不肯分给需要它的民众，终其一生，民众却不反他，除了时代原因和刘彻强悍的统治手腕外，就是他里外分得清，对外极尽强硬凶残。

我们最怀念的是气吞万里，雄视天下，万邦来朝，万邦臣服，兼收并蓄却自尊自重自爱自强，本国人才是爹是爷的唐朝，言必称大唐，落到国外的中国人建立唐人街、唐城说到底正是因为我们后人感觉到唐王朝的普罗大众才真正是帝王、国家的“子民”，而不是屁民草芥人形工具。而后面的大一统王朝，包括极重视民生的朱元璋开创的明朝，总会化为爱外而专门暴内

而引领这种政治风气成为政治伎气候的正是宋王朝。

宋王朝从跑驴皇帝赵光义起就开始断了骨头，后面的皇帝就一代代退化向没骨头，到了赵佶这一代彻底没了骨头这个概念。

宋王朝对外温柔体贴细致周到习惯了，已经成了文明传统与政治本能，习惯到对外不会耍流氓了，根本不会玩简单粗暴，就不是对内那股子果断强硬凶残不要脸就是敢干。即便不是打仗，只坐那没性命凶险的官员根本不用害怕被杀掉的搞搞谈判这点事上，也不敢耍流氓，不敢放肆。

宋人的精神灵魂坏掉了

宋国又如何能斗得过老流氓辽国？

何栗也是个典型的脑子坏掉了的北宋末代士大夫。

他这次却能突然变得会耍流氓，而且玩得极娴熟极精通似的，这不是他宋政治对外的传统本能真变了。他的本质仍然是对外注重温柔体贴文雅知礼大方、忍让等等所谓高尚美好感人形象。这次全是欧阳珣事先预演细致教过的，他在国家灭亡危机下也不得不试着全力照着做而已。

他的本质不是宋官场的异类。

而促使他对辽简单粗暴的内在原因是：他在边关吃过辽人南下打草谷导致的太多苦和凶险，他亲身体验过那种悲惨，对辽国产生了切身的恨，而且如今在朝太孤立可悲，憋了太多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