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威斯敏斯特，白厅街4号，大伦敦警察厅总部。

今日的苏格兰场依旧是人来人往，但是往常坐镇总部的一众警司们今日却很少有悠哉悠哉留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的。

这倒不是警司们突然勤快了起来，而是情势所迫，大敌当前，就算苏格兰场拿不出什么成绩，总得拿出点态度来。

正如罗万厅长与亚瑟所预料的那样，伯尼·哈里森议员自从被释放后，便开始持续不断在议会向苏格兰场施压。

为了查明苏格兰场内部是否存在腐败、渎职、违反司法程序等一系列不公正现象，议会正在考虑是否要听从哈里森议员发起的设立专门警务调查委员会的倡议，乃至于取缔苏格兰场，恢复延续数百年的地方治安官管理模式。

当然，就亚瑟的观察来看，腐败、渎职、违反司法程序这些现象在苏格兰场内部当然是全部存在的。不止如此，亚瑟甚至还能替调查委员会给苏格兰场多添上几桩罪名，而且他列出的这些罪名还可以写的更详细一些。

苏格兰场高级警官大多会搞些诸如将警区起诉业务转包给部分律所牟取中间差价，以派驻超额警力保障商店安全作为交换，接受辖区内行业协会的不定期宴请及收取慰问礼金等等。

而在低级警员中，则多体现为收受贿赂释放罪犯、侵吞赃款、销售赃物，以及接受部分犯罪团体的资助为他们通风报信等等。

可以说，苏格兰场存在什么不当行为，完全取决于它拥有什么权力，而这个原则也可以毫无保留的如数套用到不列颠的其他行政部门上。

不过苏格兰场虽然算不上是多么公正廉洁的组织，但是较之于旧日的治安官模式，却依然算是收敛不少了。

因为苏格兰场本身存在这些毛病，基本都是原汁原味从治安官模式中继承下来的，最起码苏格兰场现在还有一些条理清晰的管理条例，哪些是错哪些是对一目了然，也有相应的处罚规定。

更重要的是，治安法官们对于不听他们差遣的苏格兰场向来恨得牙痒痒，毕竟原先苏格兰场搞钱的这些手段可都是属于他们以及他们手下的那些治安官的。

就像是辉格党著名辩手罗素勋爵那还未出世的孙子说的那样：乞丐并不会妒忌百万富翁，但是他肯定会妒忌收入更高的乞丐。

治安法官和苏格兰场虽然不是乞丐，但整体来说，苏格兰场高级警官和治安法官的社会地位已经基本可以摆在同一水平线上了。

正因如此，他们当然也就顺理成章的秉持着‘治安法官的失败固然可怕，但苏格兰场的成功却更令人揪心’的观点，几乎是一有机会就要给苏格兰场找茬。

所以，在这两伙儿利益熏心团体的不断拉扯中，竟然还扯出了点司法公正的苗头了。

而在托利党倒台后，这种趋势更是愈演愈烈，这些在托利党时代登上治安法官大位的家伙们在一般案件上几乎是在想尽一切办法来让苏格兰场代表的检方败诉。

因此，当这次哈里森议员的案子一出来，压抑了许久的治安法官们更是纷纷惊呼道：咱们的光辉时代又要回来了。

当然，在亚瑟看来，治安法官们或许是高兴地太早了。

他一字一句细细的品味着手中由威斯敏斯特治安法院先前下发的对伯尼·哈里森议员的逮捕令，眼角的余光目的性相当明确的飘到了落款的位置。

批准逮捕伯尼·哈里森的治安法官不是别人，正是刚刚上任没多久的乔治·诺顿先生。

虽然为了获得职位，诺顿先生已经在半年前便发表声明退出托利党，但是作为曾经的托利党强硬主义派系的一份子，亚瑟可不会觉得诺顿先生不认识同为艾尔登伯爵支持者的伯尼·哈里森。

他很快又拿起了放在手边的另一份资料，那是在与诺顿夫人交谈后获知的部分信息。

关于对乔治·诺顿性格的描述，无论是从昔日同学迪斯雷利的口中，还是在身为枕边人的妻子嘴里，亚瑟得到的结论都是一样的。

诺顿先生是个十足的自大狂与讨厌鬼。

先前诺顿夫人之所以会去央求墨尔本子爵给丈夫一个治安法官的席位，并不仅仅是看中了治安法官那高达1000镑的年薪，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乔治·诺顿确实是个问题。

如果诺顿先生成天待在家里，那么他就会把他的所有精力放在妻子与两个不满三岁的孩子身上。而对于诺顿夫人来说，这几乎是灾难性的。所以为了自己能够不用成天陷入与丈夫的争吵与打斗中，诺顿夫人才会想方设法给他找点事情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