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的情况下，优先对付这些俄国佬。”麦克尼尔最终在第二个方案上画了个圈，“先不谈别的威胁，他们和我们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合作，比兰芳赤子更了解我们。就凭这一点，我们应当优先铲除更能威胁到我们自己的敌人。”

“了解。”伯顿轻巧地从麦克尼尔手里拿回了他的计划书，“对了，那个沈行健看起来好像真的要发疯了，我们该怎么处理他？”

“找个机会把他用人贩子贩卖人口的方式送回老谷县，让阿南达把他解决掉。”麦克尼尔漫不经心地答道，他并不是非常关心沈行健的命运，“愿意将他交给警察和法院，那就去报案；愿意把他送进精神病院，那就让他在医院里作为精神病人了结此生。”

麦克尼尔本来可以亲自监督对沈行健的最终处理方案得到实施，他和伯顿一样对于执行正义的惩戒的仪式感具有某种特殊的情感。不巧的是，即便吴苏拉三令五申地要求金三角区域的东盟军作战部队严守各处据点，还需要同时对付自由南洋联军的东盟军仍旧陷入了困境。自由南洋联军就像是稻田里的水稻一样，割了一批还有下一批，怎么杀都杀不干净。纵使他们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只能在对付已知的敌军时取得优势，却不能预料到下一批敌军会以何种方式诞生。

更不必说这里有许多城镇连基本治安也无法维持。

大幅度降低维持治安的成本，其秘诀不在于大规模扩充维持治安的正规组织——东盟军、东盟国家宪兵队、东盟警察甚至是兴亚会的血盟团——而是要将维持治安的功能下放到不具备正规身份、融入居民之间的群体。这也是麦克尼尔赞同兴亚会对血盟团进行缩编、反对东盟国家宪兵队继续扩张的原因之一，他清楚地认识到盲目扩大规模只会让这些组织变得更加臃肿、效率更加低下。

非要用正规组织去扮演对应角色的后果，便是疲于奔命的东盟军士兵们既不擅长作战也不擅长维持治安，同时他们也很难在两种不同的任务模式中灵活切换自己的思维。即便不提东盟军自身受到的削弱，光是金三角地区遍布自由南洋联军游击队这件事已经让东盟军没法执行保护主要居民区的任务，况且他们也很难准确地搜索到那些偏远而规模更小的定居点。

不过，当麦克尼尔从附近的东盟军通讯内容中察觉到一部分东盟军疑似遭遇了并非自由南洋联军游击队的武装组织后，他立刻决定让伯顿带领着和他们一同行动的国家宪兵特遣分队成员前去战场附近一探究竟。这些未经登记的定居点中可能藏着一些知晓兰芳赤子罪状的内部人士，他们得赶在敌人杀人灭口之前把重要人物救出来。漫无目的地进行无差别的保护只会让他们分散精力，好在敌人的进攻已经为他们指明了可能的方向。

等麦克尼尔赶到现场后，他才意识到东盟军士兵们在描述中严重地忽视了敌人的真实规模。发生激烈交战的不是东盟军和某个不知名的武装组织，而是好几伙不同的人马。气势汹汹的东盟军反而在规模上占劣势，并据守附近的废弃据点进行防守，期待着能在混战中突围而出。

“他们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彼得·伯顿决定带领一部分士兵想办法混进这座村庄，而不是莽撞地和敌人交战。

“谁？”麦克尼尔估算着他们各自的队伍到达指定位置所需的时间，也随时注意着战场上发生的变化，“不，我是说……你是指这些混战中的武装人员还是那些不知为何而选择躲到偏远村庄中的学者？”

“后一个。”伯顿眨了眨眼，“他们的遭遇让我想起了钦纳龙教授，他也是个躲在乡下避难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