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兰神色一紧，知道是遇上了一个厉害的对手。

因为如果刚才顾莫杰直接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他原先做的预案都说出来的话，桑德兰完全可以做选择题，在这几个预案里头挑选一个最有可能过审的，然后再去运作。

但是那样的话，顾莫杰的得利或许不是最大化的，因为他的几条预案有可能都没有顶住美国政府忍耐的极限。

打个比方，如果顾莫杰先开口，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知道美国法律有盗窃罪，我现在有几个预案，分别可以偷3美元、6美元、1美元，请你告诉我，偷多少钱，才不会被判刑？”

这种情况下，假设美国法律的起刑点是5美元涉案金额，那么桑德兰只要告诉顾莫杰：“如果你选只偷3美元那个方案，就不会被判刑。”

这样回答，桑德兰和律师团其他成员，都会省事得多。

可是顾莫杰显然不满足与此，因为他的利益并没有最大化。

所以顾莫杰要桑德兰先开口，把5美元这根红线标出来，然后他好修改自己的作案计划，顶着这条红线偷4999美元。

美国法律规定的、区别罪与非罪的边界红线在哪里，顾莫杰就要把钻空子的尺度用到极限，顶着这条红线打擦边球。法律允许顾莫杰做多坏的一个人，他就要在法律的容忍尺度内，尽可能坏得不择手段。

幸好，桑德兰也算是有备而来，他斟酌了一下，说了一番四平八稳的话：

“顾先生，我希望您了解，网络技术几乎没有哪一项是公益的，我此前也没遇到过，举不出太恰当的例子。所以，请您允许我用用一个医疗卫生，或者教育领域的例子来为你说明情况，毕竟那些领域的公益属性业务比较多”

顾莫杰点头首肯：“可以，您说就是了。反正法律是触类旁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