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四川、荆湖等地，《青苗法》和《市易法》都不再实行了。地方官产也大多放租给民间的商人自营，甚至连四川的盐业也直接发包给商人去经营——洛阳朝廷统治的是个内陆国，只要控制住盐井、盐田就可以收到盐税。因此宣和之难前的盐法也不在实行，而是改为发包盐井、盐田，同时控制边关，禁止海盐流入。

至于茶、酒、铁等物资的专卖专营，也都改为了发放特许牌照收取特许税。

不过在宣和之难前始终无法实行的《方田均税法》（也是王安石的新法），却在大宋重开之后，顺利的在四川、荆湖等地推行了！

这部新法的主要内容就是重新丈量土地并根据土质肥瘠分等定税，在宣和之难前，由于豪强地主们的极力反对和清丈土地的难度（实际上还是豪强地主在作梗），所以始终无法执行。

而在赵楷重开大宋天之后，四川、荆湖地方的豪强地主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话语权。而且他们也瞧见了营田四路那些同行是怎么失去土地的，所以都高举双手（投降的姿势）欢迎朝廷的《方田均税法》——因为一旦清丈完毕，定下税率，他们对土地的占有也就得到了“新朝”的承认。

在四川、荆湖的部分地区推行《方田均税法》的同时，这些地区的丁税、免役钱，也被一并摊入了田税，而且官员的免税优惠也一并取消（勋田、职田例外）

也就是所谓的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这事儿其实也没多难，比这狠得多的圈地都干了，这算什么？之所以宣和之难前的宋朝做不到，是因为当时的宋朝是和士大夫共天下，对士大夫非常不利的政策，当然实行不了了。

而如今的洛阳朝廷是和府兵武士共天下，整文士大夫那是一点难度都没有的！

而在实行了摊丁入亩之后，四川、荆湖等地的百姓就获得了“自由迁徙之权”......想去哪儿都行，不需要路凭，官府也不多管，也不怕他们变成流民造反。

总之，依据《转运使条例》进行治理的地区，就是“无封建、有自由”的地区。不过老百姓上升的通道（指做官）比较窄，除了名额很少的科举，就是考伎术科，成为一个小官吏，然后慢慢上升。

而在依据《营田使条例》进行治理营田四路，则是“半封建、半集权”的。因为这些地区的乡村土地，几乎都被手握刀把子的府兵户占有......经济基础有了，刀把子也有了，其他的就不言而喻了！

不过营田四路的封建缺乏层次，没有层层分封，也不存在大封建主，只存在府兵和勋臣，但是勋臣们占有的土地也不多，不可能变成大封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