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为朱慈烺献计献策的是黄宗羲，他拈着胡须，侃侃而谈道：“太子殿下，晚生以为本朝绅强而国贫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天下大而难治，天子所及所顾有限。因此不能以官治民，而只能以官抚绅，以绅治天下万民。这就是所谓与士大夫共天下！既然是与士大夫共天下，那么士大夫自然要从中得利。其得利多寡，就取决于朝廷之强弱远近。

朝廷过去以北京为都，以天子守边，以东南富庶之地为远州。东南之政自然多赖士绅，东南之利，自然要和士绅分享。而且本朝自土木堡之变以后，由盛转衰，国势日下，君威渐弱。君弱则绅强，绅强则要与君争利，天下税赋当然会流失。因此以十万万亩之田土，一万万之人口，就仅纳粮两千余万石，银二三百万两了。

而晚生应对之法，则是近郡则严治，远州则方镇。以克难新军十数万之众，由北地南下的勋贵、世臣数千之家，从各地汇集而来的宗子数万之人，还怕管不好南直隶、浙江、江西的数十州府吗？所以学生觉得，真正需要留意的还是边远州郡和北国！”

果有见地！

黄宗羲道破的是中国君主集权政治最大的困难——国家太大了！这年头交通基本靠跑，通讯基本靠吼。国家一大，信息传递就慢。距离国都比较近的地方还好控制，远州边郡那是很容易失控的。

早年大明建都南京，看着钱袋子。结果边军在燕王朱棣的率领下作乱！

后来朱棣迁都北京，亲自看着边军，东南士绅又随即崛起......

现在朱慈烺带着十几万北军，几千家北方权贵，几万宗子宗室跑到江南，那么多人，那么强大的实力，要压制东南士绅问题不大。真正的问题是边远州郡和北方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