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和勋贵们想要利用税收不平等的空子搞进寄制，吞占民田是不大可能的——不管谁当户部尚书，从户部要钱的事儿都不会容易！

地方的田税、商税、矿税等等，又逐步和地方官员的收入以及地方衙门的预算还有编制挂上了勾。

而且州（属州，相当于县）县以下（含州县）的官员通常由本地人担任（州县以上通常都是外任），收税多寡，直接关系到本地官僚集团的利益，也没有少收的动力。

至于吞占公田的难度就更大了，因为经过几轮检地，公田、隐田都是已经入鱼鳞图册，而且还有隶属户部的衙门负责招标放租。招标放租的过程不敢说没有腐败和猫腻，但是侵占吞并基本是不可能的。

在埋葬了以权分地的“土地进寄制”后，朱慈烺又开始逐步推动土地的合理流转......在大明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阻止土地流转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经济的。

毕竟经营土地也是一门有风险的生意，是生意就有赔有赚，赔的人退出，赚得人接盘，产业慢慢集中，那是大势所趋。

照理说朱慈烺不应该干涉土地经营，但是通过北伐战争和辽东战争，大明朝廷获得了大量的北方“无主之地”。

这部分土地中的一部分又被做成土地券，用于支付军费......而土地券的兑现，又充满玄机了。

这是一次在北方建立大农业的机会——大农业通常出现在小麦产区，因为小麦田是旱田，可以使用高效率的马耕。而且在17世纪时，旱田的产量不太稳定，对于小农生产非常不利。所以更有利于建立大型农庄......

所以对北方“无主土地”的处置和土地券的交易，就是以促进大农庄的出现为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