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经过一个叫陈镇远的贡士身边时，发现他已经答到第二个问题，只见他写道：

“天下之患莫甚於不权时势、而务博宽大之名。虽申商之术、儒者弗道、然时势所值、激於不得不然、善为国者必不敢因循顾忌、而贻天下以不测之患”

他这观点，在秦牧看来，还算可以，于便停下来细看，陈镇远一发不可收拾，洋洋洒洒近千言；

他不光论述了诸葛亮和王公石变法的苦衷，秦牧总结下来，他的思想竟是以儒为皮，以道为肉，以法为骨。虽然这层意思表达得很含蓄，但内里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在当下来说，他绝对称得上是个异类了，而秦牧个人，也更趋向道家和法家，法家就不必说了，老子的《道德经》足以称为夏华最高智慧的结晶，至少秦牧是这么认为的。

汉唐两代国家最强盛之时，都是以道家方略治国。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绝非真的是无所作为。

秦牧宁愿把“无为而治”肤浅地理解成官方对民众的思想少了管束，让各种思想和学说自由碰撞，少划分些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奇技淫巧之类的加以贬斥。

另一方面就是放权，少对各行各业指手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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