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黄月英这个说客很不称职，半途而废，孙策却不打算轻易放过此事。他很快召来张纮、虞翻、钟繇等人，商量着进行一次主要针对各州郡工坊的检查清理，惩处一批为富不仁的奸商。

理由也是现成的。各地来的贤良文学对商人地位的迅速提升意见很大，很多人上疏反对，要求朝廷对商人进行抑制。有的比较保守，用的还是崇本抑末的旧理论，大讲礼法。有的却能与时俱进，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商人重利，为了利润，无所不用其极，最后不仅有害政治，而且伤及了工商本身，走到了新政的对立面。

孙策对黄月英说的那些例子，有一部分就来自于这些贤良文学的上疏。孙策未必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却非常重视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经历过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洗礼，他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好财富分配，坐视贫富分化的加剧，科技的发展不仅不能带来和平，反而可能造成新的矛盾，甚至撕裂整个社会。

他一直在考虑如何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既然荆襄、南阳商人主动送上门来，他就从荆襄、南阳开始着手。当然，他不会特别针对荆襄、南阳人，毕竟黄忠还有前线作战，不能影响军心士气，只是在重心上有所偏向，过问得多一些。

惩处一些奸商，不是为了打击荆襄、南阳人，而是为了整顿社会风气，为普通百姓谋福利。从奸商手中罚没、收缴的钱粮，大部分用来支援前线、安抚军属。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为普通将士声张正义。不能让他们在前线流血牺牲，家属在后方吃苦受难。

孙策不想搞成运动，所以并没有大张旗鼓的推动，只是要求相关部门进行部署，以响应贤良文学的名义进行。声音来自民间舆论，朝廷只是进行响应，矛盾激化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风声很快传出，商人们不甘心，四处活动，找人写文章进行反击。一时间，原本就很激烈的论战进入白热化，孙策每天要看的公文也翻了一番，尚书台不得不增加了一些人手，并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相关的内容。

孙权被孙策委以重任，负责这个小组，每天除了要处理大量的公文，还要接见不同的人，听取他们分歧严重，甚至是互相攻击的言论，还要保持一副贤王的姿态洗耳恭听，从谏如流，真是苦不堪言。

虽说年岁渐长，不再像少年时那些任性，可是每天这么折磨，他也有些承受不住，快要疯了。

三月中旬的一天，孙策按照惯例，去向皇太后请安，皇太后无意间说起孙权最近很憔悴，几乎瘦了一圈，是不是工作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