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儒学后来如何发展，又被后人如何评价，从汉代起，儒学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就已经不可动摇，在吸纳了诸子百家的精华后，汉代儒学已经与春秋时的儒学相去甚远，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却得到了更大的发挥，甚至更加过火。

可惜这是最后的绝唱。当理想破灭，读书人的心态崩溃，在皇权的压迫下转向魏晋风度时，士人的脊梁骨就被掰弯了。从此之后，儒家不再有“皇帝不行就换一个”的豪迈，只剩下择主而侍的委屈求全，君权神圣不可侵犯，臣权却一降再降，最终成为君权的奴婢。

读书人是社会的精英，当一个社会的精英以奴婢自居时，这个社会不可能是积极向上的。相比较而言，最有担当的还是汉代读书人。也许是因为去古未远，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摧残得体无完肤，所以有着后世读书人难得的莽气。

但灾难已经降临，两次党锢——尤其是第二次党锢的扩大化，已经让党人感觉到了皇权的狰狞和翻脸无情，只是他们还不服，反而聚集在一起，向皇权发起更强烈的冲击。只不过他们不清楚，因为儒学先天的理想主义，他们注定不会成功，而被他们寄予重大希望的盟主袁绍此刻已经放弃了他们的理想，一心只想建立属于他的天下。

曹操、司马懿都是袁绍的继承者，只不过继承的方法不一样而已，一个偏左，一个偏右。

也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没有意识到危险，恰恰相反，试图对儒学本身进行改革的勇者历代不乏其人，今古文之争有利益相争的影子，但其中也蕴含着改良儒学的思想倾向，古文学者试图用古文经的质朴来改变今文经繁琐、虚浮的风气，越来越多的人今古文兼修就有这个目的。

《左传》就是古文经，张昭本人就是一个潜在的改良者，只是他自己也未必认识到这一点。可是孙策清楚，与蔡邕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不同，张昭有着强烈的经世济用动机，他是个实践派，更关注儒学的命运。他来找张昭，就是相信张昭本身有改革的倾向，有可能接受他的想法。